以乘人之危来认定。一个人陷于危难之中，不得已必须出卖自己的房产或者其他宝贝。由于时间紧迫，他不能充分的寻找买家。于是，某人就以此来压价，最终比如说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购得该房产。那么，此人是否在行使一种所谓的不正当的经济权力，从而在法律上我们必须用强制力来进行干预？

设想一下，现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收紧信贷，从而导致一些过度扩张的房地产商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于是，房产商不得不低价销售。更极端的情况，房产商甚至已经陷于破产，只得清仓出货。——这样的情况在市场经济中不是很常见吗？所谓消费者，那么我们是否是在乘人之危？乘房地产商资金链断裂的危难情况？常识告诉我们，显然不是。

回到第一个例子，被迫出卖房产的人，其出卖房产之后的处境是否比出卖之前更好？显然，如果不是更好，他就不会出卖。所以，他还是得益了。虽然我们认为他得到的益处还不够多。“本来”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这个本来是不能成立的，否则许多卖亏了人都可以反悔了，因为他也可以主张他当时没有时间来得到更好的信息。

再进一步，那个被迫出卖房产的人，他的自由被剥夺了吗？这要看自由被如何界定。自由显然不是为所欲为，也不是任何障碍的消除。自然界对于人的自由的限制从来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限制也从来不能被认为是对人的自由的剥夺。那么，只有人为设置的障碍才能算是对自由的剥夺。问题就是，那些种类的人为障碍？某人在甲店的旁边又开了一家同样的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比甲经营得更好，从而导致甲生意冷落，最后破产关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侵犯了甲的自由？显然不是。否则，大家就不用竞争，不用做生意了。显然，自由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情况，才算是对自由的侵犯。其他都不能算。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将自由定义为强制的不存在。但是罗斯巴德的批评是对的。哈耶克把强制宽泛化了，从而在暴力和暴力相威胁的情况之外，又加上一些情况。所以，自由只能被定义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情况之不存在。所以，乘人之危并不对他人自由的限制。

显然，合同法中有一条，说乘人之危而签订的合同是可撤销的（抑或无效，记不清了）。这实际上是恰是对自由的侵犯。

回到所谓典型的经济权力，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当经济情势不好，资本会裁员。这是在剥夺劳动者的自由吗？如果存在所谓劳动的权利，岂不是可以强迫资本来雇佣你？这岂不变成了典型的侵犯自由？如果你不能容忍这种对自由的典型侵犯，那么就必须承认资本有不与劳动者签约的自由。对于劳动者而言，最可怕的情况可能是会饿死。但这并不构成对他自由的侵犯。试想某个人，他与所有其他人都人缘不佳，没有人愿意与他合作。显然，他必得饿死。但是，没有人愿意与他交易，难道也构成了对他自由的侵犯？我不和你合作也算是对你自由的侵犯，那每个人都将陷入恐慌了。

显然，所谓平等的自由，仅仅指一种情况，即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和占有的财产行使同等的权利。自由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才是每一个人可以同等的享有的。这种自由之间是不会发生冲突的，从而是可以通过康德的普遍性测试的。其他任何所谓的自由或权利，都会发生冲突。比如说，我们有吸烟的自由，但别人也有呼吸不被烟所污染的空气的自由。现在美国权利话语膨胀，都是此类虚假权利的冲突。

霍姆斯法官举过一个言论自由的限制的例子，大意是说一个人在剧院里谎称起火了。这个人有言论自由吗？按照罗斯巴德的理论，其实也是洛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没有人拥有言论自由，人所拥有的仅仅是使用财产的权利。因为前提是，你在哪里、什么地方发表言论？你是否可以做发表言论这一行为，关键看该地方的所有权人是否允许你这么做。剧院的所有权人与你签订契约，让你在里面看戏，但他并没有授权给你胡说八道，甚至不允许你高声说话。所以，根本不用不着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个标准，只要诉诸财产权，问题就能够轻易解决。就象你在别人家里没有“言论自由”一样。否则，我主张保护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那是否就必须在报纸上保留一块地方让我发言？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却在美国所谓包括广播频率波段的例子中成为现实。因为报纸是一种财产，其所有权人决定其使用。

当然，如果产权不明或公共财权，那么就会发生使用上的冲突。但这也不管言论自由。比如一条马路，到底是该供人游行，还是供车辆通行？这该由马路的产权人来决定，而不是由什么言论自由的原理来决定。再比如，专制者侵犯人民的言论自由，但也可以看成是侵犯人民的财产权——人民拥有纸张的所有权，他可以自由的使用——无论是涂鸦还是谩骂。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想法全部来自罗斯巴德，《权力与市场》、《自由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