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北京市废除了1986年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非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虽然平等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但是对于长期原地踏步、乏善可陈的中国教育公平事业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作为全国“首善之区”，首都理应在教育机会乃至各个领域的平等领各地风气之先，更何况北京作为大都市长期享受城乡二元体制和农民工廉价劳动的优惠，无论于情于理都应该让那些父母为这座城市做出贡献的非本地孩子分享同等教育机会。可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少北京家长抱怨这项改革，甚至“对外地孩子的憎恶溢于言表”。如此看来，北京学籍新政本应作为全国各大城市的楷模，但是首先还得应对来自本地的阻力和压力。

作为物质、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既得利益者，北京市民对学籍新政的拒斥是长期制度性歧视造成的自然结果。城乡二元体制早已将国家分割成一个个受户籍制度保护的既得利益堡垒，北京更是集中全国资源优势的计划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得益者，自然会对任何威胁“特权”利益的改革举措采取排斥态度。事实上，在记者接触的各类北京家长中，不乏权贵歧视平民、本地人歧视外地人的现象，不仅精英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和普通家庭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即便是普通市民也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解铃还须系铃人”，由制度歧视造成的意识歧视还得通过制度改革才能逐步消除；北京学籍新政就是一个很好的起步，有助于户籍在外地的孩子融入北京社会并分享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因而决不能因为本地市民的抵触半途而废。

问题在于，只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平等待遇不仅远远不够，而且也会给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外地子女造成一系列困惑。按照目前的规定，这些孩子在初中毕业之后还得回到原籍接受高中教育，或交纳好几万元的变相“择校费”才能留在北京读高中，而毕业之后仍然必须回到原籍参加高考。但是自近年来实行“分省命题”等地方“多元化改革”之后，无论是高中教材、教学模式还是高考命题都出现了很大的地方差异，让这些孩子回到原籍很难适应当地教育和考试模式。如果不放开参加高考的户籍限制，那么义务教育入学改革对于在北京的外地孩子来说就成了“鸡肋”；要实现真正的教育机会平等，必须取消高中教育和高考的户籍限制。

然而，目前推行义务教育同等待遇似已在当地“怨声载道”，要取消高中和高考限制岂不更是捅了既得利益的“马蜂窝”？毕竟，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似乎不是教育本身，而是“苦尽甘来”的大学教育和毕业后的就业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高考成了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如今要动这块货真价实的“奶酪”，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及官员看来无疑将产生“不可想象的恶果”。据统计，北京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入学子女大约40万人；一旦取消户籍限制，这些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优质高中教育资源，“老北京”在现行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也将不复存在。就连一位长期呼吁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否则“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这话背后的忧虑当然就连“外地人”也能听出来，但是他们既不会认同也不会分享这种忧虑。为什么北京偏偏应享受其它地方没有的“教育优势”呢？为什么北京就不能体会一下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如果北京的教育优势本身就是中央集权和歧视制度人为造成的结果，外地人的“蜂拥而至”不也很正常、很正当吗？要防止由此带来的北京教育、交通、财政等各方面资源枯竭，同时又符合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至少放弃北京在大学招生和高考领域的户籍歧视，让全国各地考生在同一张试卷和同一条录取分数线上平等竞争。

之所以一旦取消户籍限制就会导致“外地人蜂拥而至”，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目前无所不在的大学招生地域歧视，集中在北京的众多重点大学对北京户籍考生保留的招生指标是其它省市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样，全国各地的考生当然都巴不得来北京高考，因而那样就成了享受特殊录取标准的北京考生。假使取消实施了几十年的招生指标制度，全国各地都像2002年之前那样实行真正的“统一考试”，北京和各地的全国性大学也都在原则上采用同样的标准衡量各地考生，而不论他们是什么户籍、在哪里考试，试问还会有那么多“外地人蜂拥而至”吗？

当然，那样的话北京人还是会抱怨，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很大，远不只是北京，诸如北大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也不是属于北京的大学。为什么只听来自北京的抱怨，而不听听河南、山东以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呼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