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烙印”这个词，曾经令中国大陆的“黑五类”子女不寒而栗；但这一观念本身却无可厚非：家庭出身和早年经历对塑造世界观和政治态度有难以磨灭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只是“焦大不爱林妹妹”，对于未来的政治领袖而言，早年的“阶级烙印”更会影响到国家决策和千千万万“子民”的命运。

　　例如农民家庭出身、从未接触西方社会的毛泽东，会设计出靠“土法炼钢”来“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宏图，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毛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遭到的白眼，又导致中国知识分子重温蒙元时代“八娼九儒十丐”的经历。反过来，邓小平不仅有个受过新式教育、曾任地方领袖的父亲，更是未成年就赴欧洲的“小留学生”，这才有后来的魄力和眼光对西方“开放”，真正有望实现“赶英超美”。

典型的常春藤知识精英

　　这两位领袖的“阶级烙印”后果，受到中国“专政”制度的放大。美国尽管三权分立，由于白宫总揽行政大权，再加上今天的唯一超强地位，总统的“阶级烙印”还是有相当显著的作用，第一位一半黑人和穆斯林血统的奥巴马尤其如此。奥巴马近日即将访问童年老家印度尼西亚（编者按：已经展延至6月），更使人注意到他的不凡身世。

　　奥巴马在夏威夷出生，在印尼度过部分童年，又回到夏威夷上中学，然后进入洛杉矶私立名校。从成长环境来说，奥巴马因此是典型的“环太平洋”产物，与美国政治上层主流的欧洲文化背景相距颇大。这是奥巴马“阶级烙印”的首要“异数”。

　　其次，奥巴马在成年之前与黑人社会和父亲穆斯林（回教）文化的接触很少，他的教育环境代表了殷实的上流白人文化：中学上的是夏威夷最老牌的贵族“预校”（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母校），大一和大二是在西海岸历史最悠久“自由学科”学院，然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最后又成为哈佛法学院的高材生。这样的背景造就了一个典型的常春藤知识精英。

　　这样独特的“阶级烙印”，导致奥巴马政府的若干突出特征。

美国首个“亚洲总统”

　　首先是在外交领域。作为“环太平洋”的产物，奥巴马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欧洲情结”的白宫主人。我曾提到奥巴马不出席美国—欧盟峰会，令欧洲朝野大失所望。《华盛顿邮报》近日专栏评论揭出欧洲的普遍结论：奥巴马并不十分在意欧洲，而更像是个“亚洲总统”。

再看美英传统关系的淡化，以至英国舆论认为这一“特殊关系”正在终结。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福克兰岛）争议复燃之后，美国国务院居然一反支持英国领土主权的一贯立场，而以“中立”态度出面调停，令伦敦大为恼怒。

　　《华尔街日报》就此指出：奥巴马在回忆录里提到，在1950年代肯尼亚的“茅茅”反殖民造反运动中，他的祖父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刑求，这是奥巴马对英国冷淡的重要原因。在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不久，白宫里的邱吉尔塑像就被移走，是另一例证。

　　再一重要因素，是奥巴马在自由主义母亲的世俗教育下长大，直到成年之后才改信基督教，其中颇有政治诉求的机会主义成分。奥巴马因此是美国历史上犹太—基督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最淡的总统，难以体会到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历史苦难的深重责任。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定居点计划“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语），良有以也。《纽约时报》披露：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希拉莉这次对以色列的强烈责备，都出于奥巴马亲自策划。

　　总之，在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的同时，“并不十分在意欧洲”的奥巴马入主白宫，称得上是风云际会。但是他在美国传统政治力量，尤其亲以色列势力的激烈抵制下能走多远，尚是未定之数。

　　在内政上，奥巴马的“阶级烙印”在于常春藤教育塑造的精英主义。《纽约时报》曾经形容奥巴马的领导“一半是哈佛经济系，一半是芝加哥民主党机器。”后一半需要另文评论，而前一半是奥巴马精英主义的形象总结。《华盛顿邮报》的右翼大牌作家乔治·威尔将奥巴马的施政思想，上溯到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出任新泽西州长，再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也十分中肯。

　　奥巴马和威尔逊的精英主义，代表了一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哲学。他们认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小人”为了私利阻挠了社会进步，只有依靠科学和理性的精英“君子”，才能造福整个社会。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可说源于这样的威尔逊主义，而引起“茶叶党”代表的传统民粹主义的全力反抗。最后鹿死谁手，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转自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