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您为什么选择法律专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郭雳：很多时候，选择比拥有显得更加重要。我开始读大学是在90年代初。当时，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在社会上传播，法律所能产生的效应显现。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相比传统的人文学科，我对经济和法律这类知识更感兴趣，尽管认识朦胧。高考结束，当时北大法律系的老师们非常热情地接纳了我，选择了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作为专业。在燕园的大氛围中，最初对各种疑惑自发的思考求解，渐渐地演变成了职业。后来我也曾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从事过应用经济学金融方向的博士后研究，算是补齐了先前的心愿。

2．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郭雳：举例来说，谢怀栻、吴敬琏、小柯菲、苏力、桑斯坦等老师的作品给了我较多的启发。学者方面则首推我的导师吴志攀教授。在过去十五年间，是他逐步教会我如何系统地认识和理解事物，并且对社会、民族和周边普通人始终怀有热情和关爱。他还展示了一个成熟的个体应怎样面对荣誉、压力和莫名委屈。

3．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郭雳：法律和金融是迄今为止我关注最多的领域。毫无疑问，国际国内高速发展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在方法上也日渐丰富，但就整体而论，社会仍有理由要求更高水平的学术产出。

4．您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您认为最能代表您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是什么？

郭雳：记得秦晖老师曾谈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才是真问题，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有解释力的学问才是真学术。我也一直在以此激励自己。到目前为止，《美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问题研究》、《中国银行业创新与发展的法律思考》这两本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对证券和银行两大金融法领域问题的一些见解，或许可以作为阶段性的成果。

5．您的研究风格是什么？这种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郭雳：与其讲风格，不如说倾向。我比较关注现实，喜欢以问题为出发的研究。基本的立足点其实很简单，即“说得清”。任何的现象或理论，我想都可以找到一种言说方式，令具备一般智识的读者理解，进而或接受或反对。很多时候，说不清楚的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没想明白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阐发出自己的一些创见，能够让人比较信服或者至少有所启示，就很感欣慰了。过于玄妙高深的研究不是我的追求。

6．您现在研究什么问题？其意义何在？

郭雳：比如说提交本次青年论坛的论文，这篇文章讨论证券集团诉讼这一法律制度在美国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其对他国特别是我国的借鉴意义。论文主要关注以往被国内学者所普遍忽视了的诸多问题，同时尽量避免轻率地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此外相应地，针对境外读者，我也撰写了一篇相关的英文论文，侧重探讨我国现行证券欺诈诉讼模式的进步与缺失，近期发表于《香港法律学刊》（Hong Kong Law Journal）。

7．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要借鉴西方的法学资源，同时又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您认为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应在哪些方面形成自己的贡献？

郭雳：当然首先还是立足国内，积极回应现实的需要。虽然有很多不尽人意，我们必须感谢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得全世界更愿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与外界分享，国力的提升应让我们以更平和的心态参与到国际讨论或竞争。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语言，新一代学人有着更充分的准备。但应坦言，以群体而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律执业者，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已走在了前边。在全球舞台上，通过不懈努力，我们期待的应是经由思想充分交流/交锋后所获得的尊重，而不仅是对方基于礼貌或为换取所求而给予的掌声。

8．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

郭雳：以个人感受为例，在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一年的借调工作给我印象深刻。当时主要是参与配合《证券法》、《公司法》的全面修订，在市场非常低迷的大环境下，同事们还是展现出可敬的勤勉和专业精神。这段经历使我将很多知识与实际建立起了关联，也从具体操作中发掘出一些新的问题和想法。更重要的则是，在以往的批判精神之上增加了更多的建构意识。

9. 作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您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您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学术交流圈？

郭雳：非常幸运，在我身边一直有着很多这样的同好。北大法学院有定期的中青年教师“讨论坊”，《北大法律评论》等也形成了制度性的薪火传承。这些同事令我非常地钦佩，能够厕身其间时常让我感到由衷的兴奋和自豪。近几年来，与人大、清华、政法、社科院等兄弟院校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参与所属法学会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会议常常获益。此前，在哈佛、康奈尔时都存在类似的机制，那时最多一年可能会参加几十场范围或多或小的研讨。更宽泛的领域，我也常参加洪范、光华、财新、《比较》、《财经》等组织的学术活动。

10．您曾经在国外留学多年，能否对我们简单谈谈您在这些年中的一些感悟，对国外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在整体上有什么样的评价？

郭雳：我在美国学习、工作过三年，在英国、德国、香港等地也短期生活过。校园内外，的确有一些直观的感受，“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对于塑造一个人作用很突出。就国外法学院和法学教育而言，我感觉那里大多数同行对于思索和研究确实怀有本真的喜爱。一方面，思想高度活跃，独立性较强，与此同时，大家又能遵守一致的规则，十分可贵。我相信这种自觉性的养成离不开制度的引导。

11.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郭雳：突出的感觉是这些年培养规模有些过度膨胀，数量已经发展到了影响质量的程度，应当考虑进入一个整固提高的阶段了。

12. 在非学术著作中，您最喜欢读哪一本书？

郭雳：近几年比较欣赏唐德刚、北岛、莱维特、谢国忠、吴晓波等的思想和文字。

13. 您的人生格言（座右铭）是什么？

郭雳：曾以“择善固执、适可而止”与朋友共勉。

14. 您对中国法学青年论坛的发展有何建议？

郭雳：能够为青年学人搭建起一个全国性、跨学科的交流平台，确实非常难得，这首先得益于各权威主办方的远见和投入。我想无论对于研讨者，还是承办机构，都既是鼓励，又是锻炼，并且有助于引导更多人加入到思考和研究法律的行列。希望看到论坛不囿于北京等学术“发达地区”，同时能吸引国际学者参与，不断提升影响力和辐射面，打造精品，形成品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