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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发布日期:2022-12-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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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再反思·

公共阐释论

摘要:阐释是公共的。阐释在公共空间展开,是公共空间中的相互理解与交流,而非私人空间的个体理解与自言。阐释空间具有自由性、平等性、宽容性、公共约束和共识性追求等特征。阐释的生成,以普遍的公共性要素为前提,为当代公共理性所规引。阐释的全部前提来源于公共、立足于公共,共通感、集体表象为人类普遍共同所有,语言、逻辑与知识均为公共精神积累。公共理性是阐释为公共的基本根据,是激发和推动阐释的积极动力,是约束和规范阐释的框架标准,是衡量阐释有效性的基本尺度。公共理性在公共阐释中实现功能,公共阐释在公共理性引导和约束下展开。阐释自觉是阐释公共性的本质要求,阐释主体坚持独立主体身份和清醒理性自知,深刻把握阐释的公共规律,满足并超越公共期望,以真理性阐释为目标,实现阐释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公共阐释  公共空间  公共理性  阐释自觉

作者: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2488)。


汉语韵律文学史:理论构建与研究框架

摘要:文学史研究中有关文学艺术形式的探讨,有待于在当代语言学前沿理论的视野下进行新的发掘和审视。韵律乃汉语文学语言艺术之基石,可据此提出建立汉语韵律文学史的构想。汉语韵律文学史建基于“语言—文学同步发展”的原理,其理论构架由五个子系统构成:汉语韵律文学的断代史、汉语韵律文学的艺术史、汉语韵律文学的文体史、汉语韵律文学的作家史和汉语韵律文学的理论史。断代史、艺术史和文体史对作家史而言具有原理性和综合性,作家史对断代史、艺术史、文体史而言则具有材料性和个案性。理论史是前四者的集成与指南。以上五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汉语韵律文学史为文学史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以语言为基础发掘不同文学艺术之美的新方法和研究路径。

关键词:文学艺术  韵律文学史  韵律音系  韵律语法  韵律文体

作者:冯胜利,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北京100083)。


从语言的边界到显露的图像

摘要:传统哲学把概念或观念置于词语之先,现代语言学返回语言事实并从中引出思想,但两者都没有超出语言的边界,而是将思想与语言合二为一,从而遗漏了超出语言边界的“思想图像”问题。显露的图像处于语言与非语言中间的模糊地带,并不封闭在语言系统之内,以有差异的“意味儿”而非表达式的意谓显示出来。它超越了“拼音语言”而广泛地存在于象形—表意的汉语、图形、影像以及各种艺术形态之中。显露的图像突破了语言的乌托邦,返回原样的生活世界。它既体现在场景与处境,又体现在心理的图像即独白的过程。外部的场景与心理图像又形成直接的融合—沉浸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概念或者词语只是似是而非的在场,符号只是附属的而不是图像显露的思想中介,这个过程中充满偶然性或不确定性,从而颠覆了传统哲学和现代语言学以及现代语言哲学关于“意谓”先于“意味”的设定。“意味”之说的悖理性,在于它突破了逻辑语言所遵循的确定性原则规范,揭示不同事物是以潜在差异的方式共在的,它所涉猎的“潜意识”和图像哲学话题,也彰显了我们时代的思想特征。

关键词:语言  意谓  意味  差异  图像

作者:尚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郑州450000)。


人合性在有限公司中的终结

摘要:我国公司法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通说认为人合性是有限公司的根本属性。体现人合性的典型场合为股权转让中的人合性维护,也是目前困扰最大的场合。根据人合性理论,公司法将股权转让区分为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内部转让因不涉及人合性可以自由转让,外部转让因涉及人合性而受到严格限制。区分模式遵循的是一种静态的人合性观念,没有考虑到股权结构、时间之矢等因素对人合性的影响,难以适应人合性的动态化事实,导致人合性规制的体系矛盾。人合性的本质是人际关系,不应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加以规制,我国《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是失败的。人合性价值的位阶为:股权流通性优先于人合性;当事人约定优先于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应以自由转让为原则,人合性因素可以成为限制股权转让的一种约定事由,但不是法定事由。随着人合性与股权转让的法律上强制性关系的剥离,作为有限公司根本属性的人合性将终结。

关键词:人合性  股权转让  流通性  法定主义  意定主义

作者:梁上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084)。


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源头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启程阶段的历史见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思想学说在中国已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播、传导和思想演进。对于这段大多湮没在岁月烟尘中的历史,需要借助真实完备的文本和求真创新的研究重新发现和构建,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的思想图景,并审视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萌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史  文献  范式

作者: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路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北京100871)


·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

新兴技术产业赶超中的政府作用: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摘要:主流产业政策研究不能完全解释政府干预与中国移动通信产业赶超的事实。中国移动通信实现3G突破、4G并跑和5G领先的关键,是政府塑造了与主流标准融合、中频优先发展等有效的产业竞争战略,并基于“技术—标准—产业”统一推进体系和快速相机决策,实现了这一战略的高效实施与动态优化。引入产业竞争战略视角,可对既有的产业政策研究形成补充:一方面,当大量创新主体采取一致行动对产业竞争绩效重要时,政府对产业竞争战略的有效塑造和全局协调,能够与新兴技术产业赶超实现有条件相容;另一方面,选择性产业政策有效的条件是在不严重破坏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与产业竞争战略等决定产业长期发展绩效的战略性因素形成正向互补。

关键词:政府干预  产业竞争战略  全局协调  快速相机决策

作者:贺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财政金融统一框架下的金融风险测度与分析——基于非线性网络关联的方法

摘要:当下既往仅考虑货币政策的框架下的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思路面临诸多挑战,亟须在系统观念指导下,增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在财政金融统一框架下,引入非线性网络关联方法测度发现,存在由财政政策变量到货币政策变量、再到金融风险变量的网络关联关系;使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检验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政府债务增加额存在正向冲击关系,而地方债、城投债增加额也会对货币供应量增额产生正向冲击;基于非线性网络关联方法检验发现,由货币政策变量到系统关联成分的网络关联系数(015)大于其到尾部风险成分的网络关联系数(004),且同时存在尾部风险成分到货币政策变量的网络关联关系。这些发现为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防范重大风险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支持。

关键词:财政金融统一框架  金融风险  非线性网络关联 

作者:杨子晖,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陈雨恬,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广州510275)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体系·

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与途径

摘要:知识体系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直接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得以养成和延续的载体。近代以前,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基本处于平行发展状态。西方知识体系第二次在中国传播的影响是直接对应西方知识体系,重构中国近代知识体系,虽有成效,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既有中西知识体系从冲突到汇通的历史基础,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据此,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有其特定的基本原则、基本途径和基本层次。

关键词:知识体系  价值观念  基础与途径

作者:翟锦程,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从财政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命题的提出和发展,既是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和实践的客观总结,也是对世界现代化一般进程在当代中国独特实现形式的精当刻画。以财政为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在剖析财政、国家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财政与改革”和“财政与发展”两条关键线索,深入剖析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下财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独特作用,有助于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有价值,并可能为丰富和发展世界现代化道路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  财政  改革与发展

作者:吕炜,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靳继东,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大连116025)


晚清财税结构的转型

摘要:明清政府一再强调“重农抑商”。从税收角度而言,清前中期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农业税,商业税主要落实在针对大额长途贸易的榷税,且仅占税收总额的十分之一。1843年户部银库案爆发后,盛京将军禧恩等官员为筹措经费,注意到“重农”之下对农业课以重税、“抑商”之下对商业课以轻税的“不公平”。及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财政难以维续,户部于咸丰三年初试图推行以商铺为征税对象的营业税——“铺税”,终因遭到部分满洲贵族和汉族士大夫的反对而废弃。但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的实践层面,没有触及商业税征收的合理性。随着“重农抑商”传统政治秩序的动摇,商业税扩张的大趋势难以阻挡。由此,厘金出现并推行全国。商业税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扩大,超过了农业税,晚清的财税结构发生转变。商人虽然无法从税收公平性角度反对以厘金为代表的商业税,但他们的抵制是困扰晚清政府的一个重大问题。

关键词:财政  咸丰朝  商税  厘金  重农抑商

作者:任智勇,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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