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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发布日期:2022-05-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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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

  摘要:从学术视阈,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时空分析”“普遍和特殊辩证关系”的解释框架,探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深入阐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转移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和未来的标识性符号。随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中国理论界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论断,这也是一个具有标识性且正在生成的重大命题。既要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要从牢固坚守、反思现代、与时俱进、胸怀天下、引领时代的统一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在赓续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演进逻辑,研究“两个大局”、当代中国和世界交融互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典型样本”,从实践、理论和历史三个层面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解释当今世界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提供了科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作者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100091)。

·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财政激励体制:基于统一市场的视角

  摘要:中国历次财政体制变迁重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在对地方财政“赋权—控权”过程中,始终主导着财政体制演变形式,因时制变、因地制宜,寻求处理建设统一市场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这一对矛盾的最佳途径,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激励制度: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指导原则下,中央政府一方面赋予地方财政权力来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间事权调整、税收改革、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和通信领域事权的集中,缓解地方积极性发挥所带来的市场分割问题,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共同发挥下,很好地解决了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矛盾,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关键词:财政体制  两个积极性  统一市场

  作者吕冰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北京100872);贺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37)。

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保障义务

  摘要: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保障义务既有宪法指导思想的根本依据,也有贯彻新发展理念国家目标条款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基础。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保障义务的本质是区域实质平等,属性为客观法义务,内容由目的性义务和手段性义务构成。目的性义务体现为国家对欠发达地区在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给付;手段性义务体现为区域协调发展国家目标对立法、行政和监督行为的约束。应当根据比例原则和效能原则划定目的性义务的限度。建构区域协调发展法律体系,倾斜配置地方立法权,适度干预地方人才、产业补贴政策,实施多元化综合监督,是手段性义务的主要内容。作为国家目标条款确定的国家义务范例,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保障义务的基本原理可普遍化为国家目标条款的一般理论。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目标条款  国家义务  共同富裕  实质平等

  作者李海平,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长春130012)。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中国应急管理效能的生成机制

  摘要:应急管理效能是一个新议题,可以在面向中国实践开展理论创新的范式转换中发挥牵引作用。应急管理效能可视为应急管理功能和绩效的复合,是应急管理目标、结构、过程共同作用形成的积极结果。在中国的实践中,应急管理效能主要生成于三种机制:一是目标上的“安全优先”,在政策注意力配置和政策执行力监督上均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二是结构上的“一体多元”,不断发展既能一致行动又可资源互补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三是过程上的“计划适应”,在推动全过程均衡中既强调以计划性促进适应性,也重视以适应性改进计划性。依此建构中国应急管理效能的因果机制模型,相应的案例研究证明,这一模型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均具有适用性。与既有四种主流理论的对话显示:这一模型不仅具有集成性,更重置了应急管理的逻辑起点,可为中国应急管理效能的生成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表达。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应急管理效能,还需拓展和丰富这一模型,在三个关键议题上展开探索:“安全优先”可持续方法、“一体多元”最佳均衡点、“计划适应”一致性效应。

  关键词:中国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效能  应急管理机制  因果机制模型

  作者张海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210023)

增强审计监督合力——基于注册会计师行业职能的历史考察

  摘要:公司财务舞弊大案要案频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普遍面临信任危机进行交叉学科的历史溯源发现,美国《1933年证券法》推行的“强制性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是重要成因。建议修改强制性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建立政府监管机构和单位内部监督机构自愿委托的注册会计师协助机制,实施增强监督合力的国家审计制度。基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合理划分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督权限,建立统一的财会监督信息平台,定能更好地实行全面审计、持续审计和跟踪审计。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  财会监督  审计监督  中国特色

  作者周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戴德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再反思·

德法哲学转进融合的心身问题

  摘要:现代德法哲学对心身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三个过程:传统的心身二元论被还原为纯粹意识与动感感觉的相关性,生存论与存在论在此相关性基础上激烈对峙,心身存在最终建基于超越者的原始肉身化中。尽管心身关系在原始的体验和存在层面不断获得重构和新的建基,但由于现象学与象征阐释学对形式化以及同一化的先行设定,致使它们一开始就错失了心身之自然生成的无限性,不再追问有限化之辩证状态的前提性,最终陷入了以形式化的主体性吞噬自然存在的困境。只有在人的自然本性与其身处的自然存在的本源统一中,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自然的抽象化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心身存在。

  关键词:心身二元论  相关性  平行关系  辩证状态

  作者马迎辉,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杭州310058)。

知识产权的边界:以客体可控性为线索

  摘要:权利边界的设定及新型权益的涌现,需要进一步把握权利的客体要素。客体是权利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应当具有客观事实上的中立性,不应存储有关设权的价值判断。客体上之所以能够设置权利,取决于客体的可欲性、可控性和充足性。就知识产权而言,信息的流动性和外部性,使得其正当性解释须考虑整个自然法理论:先占即控制是自然权利的来源,劳动是权利归属的依据。自力控制的客体之上,产生一般知识产权;法律之力控制的客体之上,属于类型化的法定权利。一般性权利偏于自然权利,需要提高保护强度,但不能再由法律之力强化其控制。类型化的法定权利基于功利主义设权,一方面要严格遵守权利法定的边界,对于涵摄到的客体和权能要严格保护,另一方面保护强度要低于一般性权利。

  关键词:知识产权边界  民事权利客体  信息  可控性  知识产权正当性

  作者易继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1);李春晖,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天津300072)。

六艺之变与中国古典学术的生成

  摘要:六艺的概念、文本及其经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它从西周宫廷“六科”知识结构脱胎而来,逐渐演变成春秋贵族的礼乐教育,上升为诸子时代“道”的哲学表达,再成为儒家学派的精神元典,不断泛化、不断升华为成熟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六艺之教”“六艺之学”“六艺之文”“六艺之道”勾勒出“六艺之变”的精神轨迹,分别从学科进化、生成机制、语文特征、价值内涵等各个层面构建起中国古典学术的体系框架,彰显出中国古典学术的生成本质。流动中生成的六艺,是中国古典学术的元典,也是中国古典学术的基因库。

  关键词:六艺  古典学术  古典时代  礼乐制度

  作者王秀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北京100732)。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路径探究

  摘要: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研究整体逐渐呈现弱化、遇冷趋势。其主要原因:经典研究在与现实关系中对话张力弱化;社会转型带来文学消费观念的变化,文学经典的接受在思想信念、文学观念、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现代文学的时段格局,给经典的言说空间带来了限制。现代文学经典研究与重释的可行路径:重新认识、深度发现经典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重返历史语境,打通研究视域,对经典再问题化,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与经典重逢的思想焦点,形成经典意义历史价值的当代连接;筑牢现代价值观,更新知识体系,文学经典重释体现以现代知识学为基础的现代价值观;深入文学本体研究,关注经典的诗性价值,从经典的重释中延展义理,打开新的诗学空间。

  关键词:现代文学  重释经典  再问题化  诗性价值  延展义理

  作者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430079)。

·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

商周宗亲组织的结构与形态

  摘要:讨论商周宗亲组织结构的关键在于亚族(分族)、小子室家与宗氏三者间的关系辨析。亚族是独立的实体性亲族团体,有自己的居邑、族墓地、赀财及独立的祭祀体系,还有作为族体标识符号的氏名,其本身就是宗氏组织,受母族的控制甚微。小子室家是以小子为家长的家户组织,有私财与土地,饮居独立,是商周时期最为基础的经济单元,但缺乏祭祀权,也无独立的氏名,是宗氏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亚族有本质区别。小子在获得官职与足够的土地后,便有可能分宗立氏,转变为亚族。商周宗氏组织由子、小子及各自的家庭成员组成,内部结构简单而固定。广义的宗亲组织还包括从宗氏中别族而生的众亚族。到了周代,甚至天下同姓“万宗”均为宗亲,但这样的血缘组织不具有实体性,社会功能也随着宗亲范围的扩大而递降。

  关键词:商周  宗亲组织  亚族  小子室家  宗氏

  作者陈絜,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田秋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长沙410082)。


责任编辑: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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