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松年，1936年11月生，浙江宁波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肖莎 法治周末记者 王婧
对很多人而言，74岁是个每天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报、散散步的年纪。然而74岁的应松年依然是个“空中飞人”，忙于到处调研、讲学，推动着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
谈起这些年来在法学教育上做过的事情、带过的学生，应松年嘴角上扬，如数家珍：从最初在西北政法大学带过的本科生，到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带过的硕士生、博士生，其中不乏当今行政法学界的领军人物。
“当老师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学生的成长。而且现在每到一个地方开会，只要有学生在那里，他们有时间就会去看我。”应松年说。
“我不是个自信的人”
在弟子们看来，中国的行政法学有今天的成就和影响力，与导师应松年的努力分不开。
尽管1980年从新疆伊犁调回西北政法大学工作时，应松年的初衷是钻研法制史，但由于当时西北政法大学缺乏行政法
“西北政法大学的图书馆特别好，那时候有相当丰富的行政法方面的文献。”应松年说，“西北政法大学也干了件好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让我们老师们到其他政法院校去学习，我在西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学校也看了很多相关文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很多老朋友”。
虽说如此，应松年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他向当时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的
时隔多年，他已经在行政法学领域里成为泰斗级人物，开创了中国行政法众多“第一”，如参编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培养第一代行政法学研究生、参与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的起草，以至此后众多行政法的出台，都包含着他的心血，但回想起那时的“年少气盛”，应松年仍说：“我不是个自信的人，但当时也看了一些材料，心里有点数。”
说起老师的不自信，弟子们表示：“老师也许不是最自信的，但非常努力。”曾经做过应松年秘书兼科研助理的王静告诉记者，在她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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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是应松年2003级博士，曾做过应松年近4年的秘书兼科研助理。
王静告诉记者，老人家似乎不知疲倦，他每年都会有自己的计划，要推动哪些事情心里非常清楚，而且即使是自己身体不舒服，也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得很好。“他的那种忙不是表面的忙，是发自内心的，在
对王静的这种评价，应松年笑了笑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定了目标，就要付出全部。其实我也没觉得那么辛苦。”
但应松年的忙，是弟子们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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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跟应松年约这次采访的时候，他的现任秘书兼科研助理俞楠告诉记者，日程排得很满。即便是在采访当天，应松年办公室的人也是一拨接一拨，由于
“学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应松年的忙，不是一个人在忙。他说自己总是喜欢有什么事情都拉着学生一起做，当初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一个个法律草案的出台都有他的学生参与，比如当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建淼等，直到现在，有任何学术活动他都会招呼学生们一起做，“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2008年《湖南行政程序规定》的起草也是他和王万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等弟子一起完成的。
在应松年看来，这是一个共同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而且在这些过程中，他的学生们也找到了各自的研究兴趣，有些人并成为相应领域的带头人。
“我最近在反思自己，好像这么多年来我的个人专著不是特别多，很多书都是学生们和我一起完成的。”应松年说，尽管有些东西是学生写的，但他会最后审定，而且会在前言或后记里写清楚各个章节的作者都是谁，因为里面很多观点都不是他自己的，但只要学生的观点能自圆其说，不是太离谱，一般都会保留。
通常，应松年还会鼓励学生发表不一样的观点。“
在张罗学生们一起做课题、做项目的过程中，应松年也会及时发现学生的优点，并不拘一格地用人。他说早在编写《行政行为法》一书时，他就发现了当时还在读硕士二年级的马怀德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特别有灵气，而且看问题很敏锐、很深刻，我当时就让他当了全书的副主编”。如今，马怀德已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了。
“我一直都觉得学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能靠一个人来完成，需要有一个集体、一批人，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进行思想碰撞、交流，才会有整个事业的推进，才会出更好的成果。”应松年说。
“老人家价值观多元化”
尽管应松年手里有很多课题要做、文章要写、调研要进行，但他并不会向学生摊派研究任务，相反他会根据学生个人特长和兴趣分配工作。
“最近就有一个学生说他不喜欢做城市管理方面的课题而‘拒绝’了老师，老师也不会说什么。”俞楠告诉记者。
在俞楠看来，应松年是个价值观多元化的人，他会支持学生自己的选择，“有时候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还会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什么工作好，就可以自己决定”。
不过，对于学生的人生规划，应松年也会适时提供意见和帮助。“我经常跟学生接触，对学生的特点都比较清楚，会建议他们从事研究或行政工作等，有时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帮帮他们。”应松年说。
提到帮助学生，俞楠告诉记者，曾经有一次应松年推荐学生去某高校工作，该学生也顺利通过了面试，但后来学生又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就跟他说自己不去高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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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会发火”
宽容，是受访的学生对应松年的一致评价。
王静说自己曾经是个“马大哈”，在刚任科研助理的时候犯过很多错误，但应松年都很宽容，从未发过火。
王静给记者讲了两个小故事：“有一次帮
提到这些事情，应松年说：“我是个不太会发火的人。学生有做得不对的帮他改进，骂一顿没什么意义，而且帮他改进的过程可能会比骂他一顿印象更为深刻。”
也的确，在应松年的宽容之下，王静说自己很快从一个“马大哈”变成办几百个人参加的会议基本都不会出错的人。
尽管对学生很宽容，王建新告诉记者，谈及侵犯公众权益的事情，应松年的声调会格外高，甚至会用手高频率地敲打着桌子说：“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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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宽容和治学的严谨，是共生于应松年身上的两种特质。
让王建新记忆深刻的是，去年“钓鱼执法”情况被媒体曝光之后，应松年曾跟他提过可以写写这方面的文章。“我以为老师只是随便说说，但我写完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发给他后，老师竟然改了三遍。我觉得这至少反映出两点，一是老师对学生很关心，二是老师治学很严谨。”谈及应松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王建新首先说的就是这一点。
这种严谨体现在教学上，就是认真上好任何一堂课。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应松年是极少落课的，在他的日程安排里，给学生上课从来都是第一位。应松年曾说：“上课是教授的天职，两个学生与二十个学生并无区别。”
王建新告诉记者，中国政法大学规定博士一年级的下半年有门课叫导师指导课，是各个导师给自己学生开的课，毕竟每一届博士生数量有限，也就一两个，有些老师就单独对学生指导，上课时间也不固定。“但
“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
做人的大度和宽容，治学的严谨与坚持，让应松年的学生对其保持着一定的敬畏之余，更多的是把他看成了自己的父辈或者是祖辈，并且时间久了，连学生的家属都跟他很熟。
而在应松年眼里，他和学生之间也不仅仅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还有长辈跟晚辈的关系，“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是他整天挂在嘴边上的话。
如果有哪个学生长期没有音讯，应松年会不停地念叨“这孩子去哪儿了”；如果有学生长期在国外，回国看应松年，他们会说“先拥抱一下吧”；有学生发现好吃的地方，会带他去吃；应松年在吃饭的时候也会念叨某个能吃的学生，说如果他在这桌菜就能吃完了；学生结婚生子，应松年都会亲自挑选礼物送给他们，近年来还多次担任学生婚礼的证婚人，如果无法参加婚礼，也会用大红纸打上祝词送过去；即使是平日里的出去讲学回来，应松年都会给学生带小礼物，最近一次去越南还给每个人带了一瓶香水……
说起和应松年之间的点点滴滴，弟子们都觉得“太多了，且说不完”。
就在不久前，应松年还作为证婚人出现在其博士生曹鎏的婚礼上，他还自己发明了一套证婚词：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怎样达到和谐和美的境界？我不由得想起了马英九的话：“家事处理三原则：大事由先生决定，小事由太太决定，至于何谓大事，何谓小事？这由太太决定！”
温馨而幽默的语句，道出了老师与学生之间超乎师生关系的情感。
原文链接：http://www.legaldaily.com.cn/zmbm/content/2010-04/22/content_2121110.htm?node=20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