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广泛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容。对此，我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我赞赏这种影响，因而愿意跻身其中；另一方面，我在内心深处又潜藏着对这种影响的忧虑，不想卷入太深

□何家弘

　　我本来是一个不善言谈也不善交际的人，比较喜欢在沉默中观察、思考与写作，比较喜欢恬静自在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年来，我经常与新闻媒体打交道，经常发表言论，似乎变成了一个喜欢凑热闹而且多嘴多舌的人。这确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回想起来，这其中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到美国留学大概是这种变化的“拐点”。一个人生活在异国他乡，而且有沉重的学习任务，因此我不得不主动与他人交流。于是，我冲破性格与习惯的自我拘束，努力成为乐于交谈的人。没想到，这种压力驱动下的转变，不仅锻炼了我的英语口语，也提高了我的语言交流能力，特别是降低了我在与陌生人交谈时内心的尴尬感。由此可见，能力都是锻炼出来的。

　　接受采访的开始

　　1993年，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学校的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心中有一些兴奋，也有一些紧张，好在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给了我一些掩饰内心尴尬的机会。后来，那篇采访文章发表在该校的刊物上。

　　1995年10月20日，我应邀到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沙龙”节目(该节目后来改名为“五环夜话”)做嘉宾，漫谈世人瞩目的“辛普森涉嫌杀妻案”和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那是我第一次“出镜”，而且是“热线直播”的形式。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在进演播室之前，我不停地在走廊里踱步，以缓解内心的压力，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编导程志明先生直对我说“别紧张”。说老实话，第一次在那么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对着几台摄像机讲话，我确实感觉很不自在，不过还好，我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谈话也还算自然顺畅。节目做完之后，编导和主持人都说我“讲得很好”、“很老到”。一些看到那个节目的亲友也都说我“讲得很精彩”。让我颇感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上午我和家人去北海公园游玩，北海后门停车处的管理员在收费时还对我说：“您就是昨晚在电视上讲案子的那位教授吧？您可真能讲！”听完这个人的话，我感觉非常开心，也对自己的语言交流能力有了足够的信心。

　　事物之间往往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在那次节目播出之后不久，我便接到了一位《检察日报》记者的电话，他希望就“陪审制度”问题对我进行专访。几天之后，他来到我家，我们面谈了一个多小时。确切地说，那是我第一次接受国内记者的专访。那篇题为“陪审：庐山真面知多少”的采访文章发表在1996年1月7日的《检察日报》上。几个月之后，这位记者又对我进行了人物专访，他写的文章“政法名流：何家弘”发表在1996年10月13日的《检察日报》上。

　　与媒体的“亲密接触”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了越来越频繁地与各种新闻媒体的“亲密接触”，也结识了许多从事传媒工作的人。其中，颇值一提的是1999年3月21日，我应邀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频道新开设的“专家访谈”节目(Peoplein

　　theKnow)做嘉宾，那是我第一次做英语节目，谈话的主题是“中国陪审制度的改革”。后来，中央电视台开设了英语频道(CCTV-9)，我就时常应邀到“对话”节目担任嘉宾，谈论一些与法律有关的话题。虽然这两年因杂务繁

　　忙而与电视渐行渐远，但是仍然会偶尔在该英语频道的节目中露面，包括每年“两会”期间的时事点评。

　　这些年来，我又到许多电视台的与法律有关的节目中担任嘉宾，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社会经纬》、《实话实说》、《东方时空》等以及北京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今日话题》、《世纪之约》和安徽电视台的《法眼看天下》等。不过，我合作最多也最亲密的还是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套“社会与法”频道的《法律讲堂》栏目。

　　在2004年的时候，我应邀在《法律讲堂》主讲了以“罪证”为主题的系列节目。大概因为我给该节目的编导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所以他们在策划一个新的系列对话节目时就希望我担任“特邀主持人”。毫无疑问，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挑战，便欣然应允。于是，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我连续在这个频道的《周末论法》节目中担任“特邀主持人”，在每周五的晚上6点55分至7点25分与观众见面，和嘉宾一起讨论人们关注的法律问题。另外，我还应邀在该频道的“法律讲堂2006年新年特别节目”中担任了7集人物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在那段时间，我大约每个月要两次进演播室录制节目，与该节目的编导录制人员的合作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在与各路传媒的接触过程中，在接受各方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在担任主持人与嘉宾的角色变换中，我以不同的视角观察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因而有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我深知，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广泛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容。对此，我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我赞赏这种影响，因而愿意跻身其中；另一方面，我在内心深处又潜藏着对这种影响的忧虑，不想卷入太深。也许，我们的心中都有这种复杂的渴望，既想追逐新潮，又想回归自然。于是，我迂腐且固执地保持着基本上拒绝使用手机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不合潮流的行为方式。不过，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卫平教授最近对我说，他希望我能保持不用手机的习惯，因为这已经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美谈”。当然，他自己是经常使用手机的。

　　(本文摘自《换位的视角———多媒体对话录》，何家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