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在现有的生存空间中，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同时确保自身价值的实现。”
莫世健简历：1956年4月出生，祖籍重庆市，土家族，悉尼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贸易救济中心主任，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香港树仁大学兼职教授，香港WTO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法商学院兼职教授等职务。
莫世健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包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memberoftheGoverningCouncilofUNDROIT，中国代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青岛、大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监维权执法研究中心专家等。
本报记者 李江涛 本报实习记者 高欣
作为长期关注国际贸易纠纷的国际经济法资深专家，莫世健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地、更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接轨。要全面深入地参加国际规则，量体裁衣，争取自身权利"。
“中国法律的声音在哪里”
如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决定了国际地位的提高，客观上使中国经济更广泛地参与到了国际大市场中，而对国际法、国际规则不熟悉和无法灵活运用的缺陷突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成为莫世健最为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中国碰到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么，中国法律的声音在哪里？”在采访刚开始不久，莫世健就切入正题，急切地发问。“我们已经全方位地触碰到了这些问题。然而这些‘中国问题’的答案，有多少真正考虑到了中国利益，我们又能真正解读出多少中国利益？我们需要有中国立场，这种立场要代表中国利益。”
1984年，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莫世健只身前往加拿大Dalhousie大学攻读法学硕士，1986年底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主攻外资投资法和国际经济法；1990年，他以《中澳投资法比较》的毕业论文顺
回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莫世健一直致力于推进国内国际经济法研究教育的快速发展，“法律发展向来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尤其滞后，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国际贸易中频频碰壁的主要原因”。
莫世健认为，中国国际法研究现状特点主要有三：国内法学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起步很晚；作为法学二级学科的国际法研究更为缓慢；当前国内国际法的研究低于国际水平。
国际法研究迟迟无法与国际接轨，究其原因，不得不归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弱，没有话语权；国际上讨论的问题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参与，又没有能力寻求国际对话。”对中国国际法研究起步阶段的时代背景，莫世健这样总结道。如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决定了国际地位的提高，客观上使中国经济更广泛地参与到了国际大市场中，而对国际法、国际规则不熟悉和无法灵活运用的缺陷突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成为莫世健最为关注的焦点。
莫世健是从人才培养方面开始着手探索的。“从1984年出国到后来回国，我在国外做研究一直都用英语这个语言工具。所以，当教育部开始推广双语教学的时候，我个人就比较有信心。当时国内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教育体制还比较陈旧，就想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引入到国内。”
莫世健首先在本科生中开设了国际买卖和支付与普通法商法两门双语课程，均为自选课，每年每班只限定三四十名学生，使用英文教材。考虑到法学学生语言方面的实际情况，课程尽量用英文讲授。现在，莫世健给研究生开设了国际商法、比较合同法、中国普通法比较三门双语课程。“在结合中国学生实际的基础上，与国际接轨。”
法学理论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一定要关注并参与当前发生的实际问题，法律理论只是个抽象原则的描述，说到底还是要用来解决问题
莫世健一直注重国际经济法的实务研究，关注理论如何被实践印证。“理论要扎实、合理、创新，还一定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说到“一定”时，他特意加重了语气。
至今，莫世健已出版个人专著共十五本。同时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其中60多篇为英文)，多关注新近发生的热点问题，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
关注国际贸易热点问题、解决贸易摩擦实际问题一直是莫世健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今年7月和9月，莫世健分别就中美“取向电工钢两反调查案”和“美对中国产轮胎特保案”发表了《合法利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博弈》和《在贸易壁垒围剿中求生存》两篇论文，旨在分析解读在当前国际贸易局面和WTO规则框架下，中国应当并如何更好地解读、更有效地利用、更主动地参与调整国际经济法律这种游戏规则。
采访中，莫世健特别提到，今年10月、11月，他到湖南和河南参加了关于两岸投资及两岸直航的研讨会。主要内容包括隐民投资，两岸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两岸直航等热点问题。
除了对热点实际问题的关注和分析，莫世健还一直保持着积极参与法律实践工作的作风。从澳洲求学时在政府机构、律师事务所供职，到现在担任国内仲裁案件仲裁员、伦敦海事案件仲裁员、外交部立法咨询、商务部立法咨询和反倾销调查、最高法院疑难案件咨询，再到担任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中国理事，以及参与WTO法律、海商法、国际商法和国内商法的讲座、培训等等，莫世健几乎接触到了国际经济法实践工作的方方面面。“一定要关注并参与当前发生的实际问题，法律理论只是个抽象原则的描述，说到底还是要用来解决问题。”
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也被莫世健贯穿在治学育人中。提及教学，他首先总结道：“法学教育的最大失误莫过于无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在着力研究改革的双语教学模式的过程中，虽然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标准有所不同，但莫世健始终都要求学生注重并针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从查阅、处理、分析资料到得出观点结论、打出解决框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法学思维，学会并掌握独立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国际经济法的学习和研究，“一定要针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才能丰富、改进和完善理论”。
“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对于中国来讲，原有规则不适用，现有规则不完善，这就需要在国际法领域尽快与国际接轨，影响和改变国际规则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一定要根据自己本身的定位，做决定时要考虑周围环境各因素，公平、合理、正直，对自己做出最有利的选择。人生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自身完美的过程。”对于当初为何选择回国，“金庸迷”莫世健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有特定的生存环境，价值取向和思考问题都受到生存环境的限制。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价值判断是个人的发展以及个人可以取得的贡献。我在哪里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哪里能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去哪里。这个价值判断是全方位的，不光是经济因素。当我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并且也有这样一个良好环境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回到国内。”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标准，莫世健选择了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选择了回到香港，最后选择回到内地、回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专注于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领域的研究。
对于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下，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努力和改善，当谈到这个问题时，莫世健对记者说：“这正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你可以记下来”。
莫世健表示，现在他的思考还没有完全写下来，但他对现在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各方，从国际法学界到国际法实务界，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
首先，理论全面更新、全面创新。
其次，心态要改。要改变过去隔岸观火的“体制外心态”，要有“国际法也是中国人的游戏，中国人也要参加”的主动参与意识。
再次，全面提高技术水平。比如：加强对学生也就是国际法人才的培养、不断更新老师们的知识、提高师资能力、勇于敢于抓住实践机会等。
最后，莫世健还希望能对行政资源进行更加合理化配置，遵循建设性、导向性原则，合理分配行政类和技术类资源，使之能够更加全面有效地完成任务，拿出解决方案。“教师、学生、行政部门等都要进行合理配置，技术性专家要有延续性，尤其是国际立法方面的资深专家。”
莫世健还认为，当前国际法研究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在于实务界和学界分离。“实务界缺乏学界的理论支持，学界缺乏实务界的有效信息。”若要解决问题，必须加强实务界和学界的互动，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共同分析解决问题。
法律是一种游戏规则。如何保护自己，维护和谐秩序？如何从中国角度解决问题？对于中国来讲，原有规则不适用，现有规则不完善，这就需要在国际法领域尽快与国际接轨，通过一系列措施，影响和改变国际规则，相互制衡，取得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一席之地。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在现有的生存空间中，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同时确保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是莫世健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