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先生专访：我觉得法律职业是一个正义的职业
高铭暄，１９２８年出生于浙江，１９４７年进入浙江大学法学院读书，１９４９年转至北京大学法律系。１９５１年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刑法学研究生，１９５３年留校任教。１９８４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０１年担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３年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３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暨法学组召集人。
我在温州读书的时候，经常从法院和律师事务所门口经过，觉得那是主持正义的地方，耳濡目染，我就想学习法律，以后用法律主持正义。
高铭暄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中国刑事立法的重要参与者。作为法学家，他潜心研究，硕果累累，其刑法思想在中国刑法学界光耀夺目。他著作等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刑法学》《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刑法学原理》都是研究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文献和典范。作为法学教育家，他是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新中国培养了赵秉志、陈兴良、姜伟等一大批法律界精英。高铭暄先生还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工作贡献良多，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及１９９７年刑法典的修订工作。
经高铭暄先生的博士生杨建军帮助，高先生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３月２日下午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一间明亮的办公室里，记者如约见到了中国法学界的泰斗——高铭暄先生。记者面前的高铭暄先生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我们的谈话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聆听着高铭暄先生的人生讲述，记者仿佛走进了一部内容深邃、厚重质朴的人生卷帙。
我和法律结缘是有原因的
《河南教育》（高校版）：据说您少年时代就读了许多法律书籍；高中毕业后，您便考入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您这么早就和法律结缘，有什么原因吗，还是自然而然的？
高铭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父亲从杭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奔赴上海，在上海特区法院担任推事（民国时期的法官）。上海被日军攻陷后，我父亲又到杭州地方法院任职。因为我父亲是搞法律工作的，家里的法律书籍就很多。父亲让我多读书，我就拿来读了。
我和法律结缘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法律职业是一个正义的职业。我父亲从事的是法律工作，受家庭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会与父亲更接近一些。我在温州读书的时候，经常从法院和律师事务所门口经过，觉得那是主持正义的地方，耳濡目染，我就想到要学习法律。我经常看报纸，从中看到一些案件报道和不公平事情的报道，一种正义感油然而生，就想以后用法律主持正义。现在想来，恐怕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志愿。
《河南教育》（高校版）：您在浙江大学学习时，身为国际法专家、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李浩培亲自为学生讲授刑法课。据说，这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授课。您走上研究刑法学的道路是否与此有关系？
高铭暄：李浩培先生早年留学英国，是著名的国际法专家。说来也巧，我入学后的刑法总则课是李先生讲授的。如果不是我提起，他自己都忘了这段往事。他后来告诉我，是因为刑法专业的老师没请到，只好自己上讲台讲课，一辈子他就讲这么一次。李先生讲的刑法学对象明确、体系完整、内容生动、逻辑严密，并且所见所闻与实际生活距离非常近，听起来毫无枯燥之感。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所以，听了李先生的课后，我就暗地下了决心：好好学习刑法这门课。
我和李浩培先生的师生情谊很深，他不但指引我走上了研究刑法学的道路，而且还推荐我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法律，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对我也多有指导。李浩培先生也很看重我，曾多次自豪地说：“高铭暄的刑法课是我教的！”
当时，我低头看了看表，时间是１６时零５分
《河南教育》（高校版）：您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能否回忆一下起草的过程？
高铭暄：刑法的起草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０年，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一直没有取得实质进展。１９５４年９月，宪法和５个组织法的通过，对刑法的起草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受命组建班子，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就被中国人民大学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起草班子工作。
从１９５４年冬天到１９５７年６月，我们这个起草班子已经拿出了刑法草案的２２稿，这个稿子经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修改，又经过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并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这次会议曾作出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人大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刑法草案２２稿修改后，公布试行。但不久，“反右斗争”开始，刑法起草工作就中断了。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不仅需要刑法，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这一指示对刑法起草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１９６２年５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在有关部门的协同下，再次召集我们对刑法草案２２稿进行全面修订。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９日，我们完成了刑法草案３３稿。遗憾的是，就在中央考虑是否公布这一稿的时候，“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接踵而至，刑法草案３３稿被束之高阁。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下旬，刑法草案修订班子再次成立，对刑法草案３３稿又进行了２次修改。１９７９年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开始抓紧立法工作。不久，以３３稿为基础的刑法草案终于形成，在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９日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并进一步修改后被提交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进行审议。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获得会议一致通过，当时，我低头看了看表，时间是１６时零５分。
我是一个“积极分子”
《河南教育》（高校版）：您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主席，能否对中国刑法学研究在世界刑法学研究中的地位作一评价？
高铭暄：对于我国刑法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我觉得很难准确地评价。
首先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的法学研究包括刑法学研究自然也就受到了国际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同我们的交流就多了起来。
其次，西方国家的法律有他们的体系，但中国法律有中国的特点。中国毕竟是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在历史上，我们的法律典籍非常丰富，刑法思想更是其中的瑰宝，在国际上也拿得出手，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研究法律的起点比西方低了一点，但我们依托古代灿烂的文明，奋起直追，就不难赶上。事实上，我们正在努力学习发达国家一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及立法技术，还包括一些司法判例的运用，我们学来之后，好好吸收，为我所用。比如民主的、法治的、人权的、反腐败的思想，借鉴过来，结合我们的国情，加以创新，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在思想方面，没有独享的专利。民主的、法治的、人权的、反腐败的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先进理念、思想和在我们看来切实可行的制度，我们都要学习，结合我们的国情，学以致用。
目前，我们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外文的较少，这是我们工作的弱点。将来一旦把这些研究成果都翻译成英语或者其他外文，情况就会不同。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在同外国交流方面不保守，我希望一方面向外国多学习，一方面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推广出去，提高我们的影响力。
做一个祖国需要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河南教育》（高校版）：在您的众多著作和文章中，您认为哪个是您的得意之作？
高铭暄：得意之作不好说，只能看被人重视的程度。到现在，我还是有几本书受到重视的。一本是我于１９８１年７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这本书从刑法学的理论层面，翔实地评价了我国第一部刑法的理论取向，是我的开山之作；再就是我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出齐的３卷本《刑法学原理》。这套书写作历经１０余年，可以说集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精华之大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进行了总结。
我觉得，出书要出精品，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不能洋洋洒洒写多少本书，很多书却经不起推敲。如像狗熊掰棒子，出一本，扔一本，那不行。出的书要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能够流传，就算是对社会有所贡献。
《河南教育》（高校版）：您作为刑法界的泰斗，学识渊博，桃李遍地，您还有什么梦想吗？能否对现今的大学生提一些期望？
高铭暄：谈不上梦想，但计划还是有的。我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这本书。我这辈子基本上参与了新中国所有刑事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活动，刑法中有我的贡献，所以，我希望把我的刑事立法思想和感想写进这本书中。《刑法学原理》是本好书，我要对它进行修订，也希望后人接着对它进行修订，使之流传下去。修订这两本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计划用很长的时间把它们搞出来，我不希望我出的书太粗糙。
我也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能力有限，世界上没有全能的人。我已经７８岁了，也做不了太多事情了，所以不会给自己太多压力和任务。这项任务完成了，我也就满足了。孙中山先生讲过，年轻人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这话说得很好。年轻人不要立志谋求多高的官位，而要立志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多做一些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事。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要珍惜时间，抓紧时间，不要让光阴白白过去。要踏踏实实做学问，但不要关起门来做学问。要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做一些求索的事情，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做一个祖国需要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