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体系
——评《推进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腐败治理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政治生态的净化，更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腐败治理也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全球范围内，腐败问题呈现出复杂化、隐蔽化和跨国化的趋势，各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治理路径。郑英龙教授所著《推进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立足于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结合反腐败理论的前沿成果，系统探讨了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实践路径和未来方向。本书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还对实际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本书提出腐败治理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背景和既有制度，探索中国模式，应对中国问题。提出了法律制度具有“时空属性”的观点，从反腐败正当法律程序的源流与演进可见，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均具有不同的内涵、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因此，在设计腐败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时也需考量我国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特殊性。本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用理论分析检验实践，有效地实现了二者的良性互动，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腐败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同时也回击了西方国家对我国腐败治理制度的某些片面论断。 本书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框架，不仅关注反腐败的短期目标，更注重构建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本书在学术上的创新和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紧扣反腐工作新形势，回应腐败治理新挑战

　　这本著作依托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契合我国腐败治理的理念内核，体系化、系统化、科学性地回答了腐败治理这一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书并非泛泛而谈腐败治理的理论框架，而是紧密契合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最新形势和政策导向，特别是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高度呼应，对腐败治理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书中对“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论述，不仅从理论上厘清了“三不腐”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如建立以“不敢腐”为基础的腐败惩戒机制，以“不能腐”为根本的腐败防范机制，以“不想腐”为目标的廉洁自律机制。这种论述方式使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形成了良性互动。此外，本书详细分析了我国在追逃追赃、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的探索，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规则，提出了完善国际反腐败法律框架，加强国际反腐败信息分享，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建议。这些内容既回应了现实需求，又展现了国际视野。

　　随着《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逐步完善。本书还探讨了反腐败国家立法这一重大命题，提出了立法应重点关注的领域。本书提出当前要建立以《监察法》为核心的规则体系，未来考虑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为下一步反腐败法治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构建中国式腐败治理的系统化路径

　　腐败治理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理论碎片化的问题，许多研究或聚焦于个案分析，或局限于某一领域的反腐策略，缺乏一个动态性、系统性的理论框架。该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分析范式，其系统论方法突破了传统研究的碎片化局限。本书摆脱了把反腐败仅仅看作是打击违法犯罪的传统框架，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高屋建瓴地对我国腐败问题予以体系化的分析。这种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为我国腐败治理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从历史到现实，从域外到国内，从政治到法律，对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协同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构完整，体系宏大。研究提出了以“制度化-法治化-协同化-国际化-多元化”为框架的中国式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使腐败治理不再局限于纪检监察的技术层面，而是上升为一种国家治理的系统工程。其中：在制度化方面，本书深入分析了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因、主要内容及其重要意义，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前瞻性探讨；在法治化方面，本书提出了党规与国法的衔接机制与协调机制，为构建一体化的反腐败法治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协同化方面，本书提出了党政和国家机关腐败治理的协同化、“三不腐”体制机制的协同化，以及责任追究与财产没收的协同化，为提升腐败治理的整体效能提供了新思路。同时，本书还主张实现腐败治理思维、方式和制度的多元化，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

　　本书通过构建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腐败问题的全景式把握，同时通过多维度的分析方法，形成了立体化的研究格局，确保了理论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这种系统思维不仅提升了腐败治理研究的学术水平，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以实践为导向，构建腐败治理的新路径

　　本书不仅梳理了国内外反腐的理论成果，还结合中国反腐败的实际案例，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本书对中国近十年的反腐败斗争进行了系统总结，特别是对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国际合作等重大举措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作者详细探讨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如何整合了原本分散的反腐力量，使其更加高效。这些基于实际案例的研究，使理论分析更具说服力。腐败表现形式多样，不同领域的反腐策略也应有所区别。本书没有泛泛而谈，而是针对不同领域，提出了差异化的治理方案。例如，针对政法部门、金融、国企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问题，需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而在基层治理中，则强调群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问题，尤其针对群众普遍反映、长期申诉上访的腐败问题，需要加大惩处力度。这种分类施策的思路，体现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

　　本书的实践价值还体现在其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上，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例如，本书提出反腐工作要由惩治向预防转变，更加体现日常巡视以及有效事前防范的重要作用。再如，本书提出构建一套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公安、检察、审判、司法、外交、审计、金融等部门积极配合的协同机制，压实各环节主体的相关责任，合理划分各部门的权限和职责，相互配合、协同合作。这些建议不仅具有前瞻性，也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本书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继续进行深化研究。中国式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对科学和有效地防治腐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有助于全面深化改革中构建“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治理体系和实践机制。本书关于腐败治理的研究应当注重内容的关联性，将比较视野下的腐败治理镜鉴内容与中国式腐败治理的现代化融合，确保腐败治理研究的对策建议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关联性。此外，腐败治理的国际化与制度化、法治化、协同化等国内制度、机制建设不同，具有跨国协作的复杂性、法律框架的多样性，同时也依赖技术创新。研究腐败治理的国际化，需要同时兼顾机制协同与技术革新，并平衡主权原则与多边合作。

　　腐败治理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理论创新、实践探索与国际协作的深度融合。本书立足于学术前沿，同时扎根现实需求，既构建了腐败治理的理论框架，也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工具与方法论指南，使其不仅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的学术著作，更成为反腐败实践的“工具箱”。我们相信，随着全球反腐斗争的深入推进，本书所提出的理念、策略与方案将持续发挥价值，为不同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参考。愿本书的读者，无论是学者还是实务工作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共同推动腐败治理迈向更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