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如果上帝存在,他一定首先会选择心怀大善之人进天堂。孙国华先生就是那种心怀大善大爱之人。先生对师母一生挚爱、百依百顺；对子女慈爱呵护、身教垂范；对学生似严实爱、提携促进；对同事仁爱宽宏、有求必助。这些只是先生的善爱之心表现之一斑。更重要的是先生心中对世人的普遍挚爱。

大善

   他一生不求发财、不计名利,孜孜不倦地潜心于法理学这样极端艰涩诡谲、劳心耗神的学科之研究,锲而不舍地为中国法治把脉指路,因为他知道,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必须依靠法治,而法治的理论指引又有赖于一个科学的、坚实的法理学体系。投身于这种艰难的学术研究,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在思考中国的法治之路问题,乃至医生私下说先生实在是因为心境宏大、思虑执著而耗尽了身体仅存的有限能量,这一切都是因为先生心怀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善之心。

至诚

   我不知道那些悬着十字架颈饰的善男们、那些在佛堂里叩首的信女们有多少人能够虔诚地对待自己的信仰,有多少人能够在世俗生活中待人以诚?但我知道,我的老师孙国华先生确是一个至诚至信的人。

   先生20多岁就信奉共产主义,追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为此曾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他在狱中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下放江西,屈居牛棚,倍受折磨,仍然百折不悔地坚守共产主义信念。先生对信仰的至诚和他做人的至诚是完全一致的。先生从不撒谎,从不阿谀奉承什么人,从不对他认为不正确的提法、宣传曲意赞同。他说的一定是他认为正确的话。对于他认为错误的说法,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中气十足、声如洪钟、震瓦裂石地给予反驳。先生至诚人生、快意人生。但先生一生绝无私敌。

睿智

   法理学绝非一般的智力庸常之辈可以问津的学科。先生睿智,似乎命中注定被上天选定作为中国法理学的奠基人。先生1946年中学毕业后即考入朝阳大学司法组学习,1950年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期法科研究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1975至1978年,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我们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同学们接受法学教育的启蒙第一课就是孙先生开讲的。至今有同学记得,当时北大教室漏雨,地上积水,先生穿着布鞋,站在水中,脚底透湿,坚持授课。先生敬业,更体现在他对法理学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中。

   文革刚刚结束,法学基础理论处于起步中。从50年代苏联专家传授过来的“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科书强调的一个核心观念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为该判断截自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以至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判断,结果在中国法学界无人敢公然否定这一判断。先生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判断有问题,所以,在他的授课和后来主持编写的全国统编教材《法学基础理论》中更强调: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既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多年之后,我们才逐渐理解先生的苦心:既有的生产关系是由一系列生产协作交往规则所构成的,而这些规则是在社会生产中自发产生,它们先于国家立法而存在,通过国家立法表现为法律,所以,是既有的生产交往规则决定了国家的立法,而不是简单地直接由统治阶级意志决定国家法律。这一解释使法学的最基本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统一起来,使法学理论的核心判断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先生不停歇地思考,不断地研究新问题,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国法学研究的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对法学基础理论的整体逻辑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基本概念都做了深入、精准的研究、阐释。先生的主编的十多种教材成为数百万学子们进入法学圣殿的引路之著。先生七十多岁时,仍勤思不懈。他把“法”——这一令世界各国法学家们头疼不已的法学之基本概念——简要、精当地概括为“理和力的结合”,并解释:理是主要的,力是必要的、但是辅助的。先生所说的“理”应当是指人类追求和平生活秩序之规律之理、理性之理、正义之理。如果说,先生对法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之命题的强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与苏联的伪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区别开来的话,那么,先生对“理”的强调,使中国法学理论又同以强调制裁、强调国家强制力为法的核心要素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区别开来。这一区分对于防范中国法理学走向以“力”为“理”、以强制为义务之源的的错误思维有着重大意义。先生大智,奠基法理学,居功厥伟。我辈不才,唯仰唯崇。

尚美

   马克思曾经说法学家的脑袋是阴沉木做成的。这一定是说19世纪德国的法学家们。这一说法绝不适用于国华先生。事实上,你很少看到上帝把理性思维与艺术的尚美完美地揉和在一个人的心智中。爱因斯坦是个例外。国华先生也是一个例外。国华先生富有艺术天赋,精通音律,长于声乐。先生在法学的理性思维的山路上攀登跋涉感觉困顿时,会拉起小提琴,让“云雀”明亮清丽的旋律回荡在书房、厅室。偶尔去先生家,远远能听到欢快清越的钢琴声,那是先生在指导外孙女弹奏“献给爱丽丝”。周末时,先生常常不在家,那一定是在北京市老干部合唱团引吭高歌。先生是老干部合唱团高音部的主要歌手,还常常客串指挥。如果你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某次师生聚会时听到有人用俄语演唱“三套车”,堪比前苏联功勋演员,那一定是先生。先生的生活有艺术相伴,充满阳光和欢乐。一个追求艺术之美的人,是一个心境纯净的人。一个享受艺术之美的人,必是乐观向上的人。先生生命力旺盛。他79岁那年骑自行车去人大上课途中被车撞伤,断了3根肋骨,伤愈之后,仍然是生龙活虎。先生高寿,定是与他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尚美崇善、乐观豁达有关。

   先生仙去。相信先生在天国仍与艺术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