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良/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马老师是我所敬仰的法学界老前辈之一。我之所以十分钦佩他，是因为他是我国法律共同体的一位杰出的多栖明星。他既是我国法学界和法律教育界功勋卓著的资深教授，又是我国立法、司法、行政和法律实务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马老师曾经担任法学院(系)院长(主任)达12年之久，是武大法学院迄今任期最长的院长。在庆祝马老师80华诞之际，我谨以现任法学院院长的身份，同时凭借一个后辈法学教育工作者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概要谈谈他老人家为武大法学教育事业的复兴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不辱使命，重竖“王牌”于珞珈山

将武汉大学法学院冠以珞珈山“王牌”，我本人最早知道的时间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初中期。虽然具体的年月日我已记不准确，但是我坚信，不需要调查考证，包括我在内的那个年代的所有武大学人，恐怕无人不知，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的一篇头版长篇报道中所描述的。从此之后，这个珞珈“王牌”名扬天下，年复一年，数以百计的有志于法制建设事业的青年冲着这个“王牌”而来;岁叠一岁，数以百计的学而有成的毕业生铭刻着这个“王牌”的烙印，奔向“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全球”的前沿。然而，我们年轻的法律和法学工作者，你可记得在那“左“倾路线和思潮根深蒂固的年代，为重塑这个“王牌”而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前辈们!你可佩服这些前辈们的胆量、远见和卓识!

我们尊敬的老院长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的校主要领导，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恢复武汉大学的法律系，并迅速组织了以韩德培、马克昌和陈明义为核心成员的筹备小组。几位老前辈，不辱使命，谋划重现珞珈法学教育辉煌的宏伟蓝图。他们奔走相告，召回昔日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招揽教师。在韩老师和马老师的人格魅力和极大热情的感召下，教师队伍由起步时的“七、八条枪”，迅速壮大，不到一年工夫，一支覆盖法学主要二级学科的师资队伍基本形成。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韩老师、马老师提到，当时校领导希望经过一年的筹备，第二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第三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而筹备小组不辞辛劳，积极工作，兵贵神速，竟然当年恢复法律系，当年就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提前实现了目标，使武汉大学成为我国文革之后最早恢复法律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为珞珈山沐浴祖国法学教育久旱后的春雨赢得了先机。从此，重新竖起的这块“珞珈王牌”，犹如在中国法学教育的竞技场上的一匹骏马，不断地在先进行列中加速奔跑。

(二)呕心沥血，力促“王牌”做大做强

武大的法学院，不仅是“文革”后我国恢复最早的法学院之一，而且还是这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法学院，这是我国教育和司法主管部门、法学界、法律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公认的。当时的法律系恢复三年后，马老师接替韩老师，担任法律系主任一职。1986年，为使武大的法学教育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校批准成立法学院，马老师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任院长。

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作为中美法学教育交流项目的第一批成员，正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从一位同窗来信中获得这一喜讯，十分激动，踌躇满志，决心学成后一定要按期回国，回到推荐我留美的武汉大学法学院。我为自己当初作出的这一人生重大选择，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感到无比自豪!

20多年来，武大的法学院的办学规模不断壮大，综合实力稳步提高，这经常成为国内同行的美谈。这期间，作为任期最长的院长，马老师为法学院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图书资料建设、人才培养、法学研究、对外交流……日以继夜地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里仅就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方面列举几例，以见一斑。

老院长特别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他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强调一流师资是一流法学院的前提。他坚持采取多种途径来壮大和强化师资队伍。

一是“挖墙脚”，即：在全国一流的政法院校和司法机关物色学术底蕴厚实、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果和能力突出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二是“自力更生”，即：通过本学院的定向培养和选留优秀毕业生的方式充实师资队伍。我本人当初就是作为定向师资而进入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我记得，在我办理研究生入学手续时，时任法学院副书记蓝远庆先生和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李双元教授同时找我谈话，云：经过综合考察，希望我研究生毕业后作为教师留在国际法研究所，不参加毕业分配;如果我同意，读研期间，享受教师待遇，而且优先推荐和选送出国留学。我作为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又十分渴望出国深造、且有志从事法学教育的青年人，当时能得到如此的优待，真是喜出望外。在我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先生当初在研究生入学时也是如此定身的;黄进、余劲松、许前飞、黄惠康等则是武大法学院恢复后选留的第一批优秀研究生毕业生。当时还年轻的这批教师在法学院老前辈们的带领和扶植下，迅速成长为武大法学院暨国际法研究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

三是“借鸡下蛋”，即：有计划地选派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分别到兄弟院校和国外进修学习，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法学教育条件，提高我院师资水平。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院长对于青年教师的出国留学，思想很解放。我自己有过亲身体会。我1986年7月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法学硕士后，根据规定和承诺，回到了武大。1988年，欧洲大学研究院首次在中国招收5名博士研究生(其中法学1名)，经当时经济学院已故周新民教授推荐和欧方5位专家面试，我有幸被录取。第二年春夏办理出国手续时正值某风波之际，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出国审批极为严格。当我向老院长提出申请时，他毫不犹疑地表示同意，而且还说道：“你第一次赴美就按期回校，我希望你这次到欧洲留学也一定会言而有信，按时回到武大”。当时欧方资助我三年攻读博士学位，而国家教委只批准我一年作访问学者。赴欧一年后，我毅然放弃了剩余两年的资助，铭记着老院长和梁西先生的嘱托，回校工作。

武大法律系和后来的法学院恢复不久，适逢中美之间启动法学教育交流项目。该项目是中美之间有史以来在法学教育领域持续时间最长(最初为10年，后又延长5年)、规模最大(先后有200多位中国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与)的双边专项合作项目。武汉大学是当时教育部批准的6个中方参与单位之一(其他5个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法学、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马老师是中美法学教育交流项目中方委员会委员之一，他一方面积极参与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为整个项目的顺利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和热情推荐武大法学院青年教师和在读研究生参与该项目。据我不完全统计，15年期间，先后有40余位中青年教师和当时在读的研究生通过该项目被选送到一些美国著名法学院攻读学位或进修课程或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武大法学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对于武大法学院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对外知名度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老师一直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他一方面对青年教师在品、学两个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尽力为他们提供深造和提升的机会。以职称评审为例。老院长一直主张，对于青年教师的职称晋升，在坚持原则和标准的前提下，不能责备求全，而是应考虑其发展潜力，并根据学科建设需要，打破论资排辈，不拘一格，重点扶植。老院长不仅在法学院内是如此，在10多年担任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主要负责人期间，也是如此。多年来，法学院教师高级职称一直解决得比较好，是武汉大学各学院中解决得最好的单位之一，尤其是青年教师破格晋升高级职称的人数，不仅一直在学校各学院中名列前茅，而且在全国法学院校中始终处于先进行列。

马老师对于武大法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也是劳苦功高。仅以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为例。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进行合并调整之前，武大法学院就已经有5个博士授权点，是当时全国政法院校中博士点最多的单位之一。从国家建立学位授权点制度开始，在恢复法律系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能在最高学位点建设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禁令人赞叹。紧接着，武大的民商法学和环境法学相继获得博士授权点，直至最终成为全国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单位。可以说，武大的法学博士学位点建设，一路凯歌，一路辉煌!这与马老师作院长期间始终坚持学科建设的龙头地位和博士点建设又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的办院理念的必然回报，这与韩老师、马老师两位资深教授在法学界、教育界的个人影响力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壮心不已，永葆“王牌”长盛不衰

马老师从法学院院长岗位上卸任之后，将主要精力用于刑法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法律咨询服务。这些年来，他老人家学术青春焕发，学术喜讯频传，不断有新作面世，不断收获奖项。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咨询专家，他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疑难案件的研究与咨询工作。他对于武大的刑法学科建设，更是不遗余力。在他的带领下，刑法学不仅是法学院综合实力最强的学科之一，而且始终位于全国刑法学的先进行列，在先后取得博士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武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基础上，正在积极争取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同样令我钦佩和敬重的是，虽然马老师早已离开法学院院长的岗位，但是他继续保持着对武大法学院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如既往地支持法学院历届继任院长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全力关心、支持法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对此，作为法律系暨法学院恢复后的第四、五任和现任院长，我深有感触。凡是涉及法学院发展的重要事项，马老师都会极其认真地对待，不仅积极进言献策，而且经常不顾年事已高，亲临现场参与;凡是法学院遇到有关问题需要利用他的影响力才有可能获得解决，他会毫不犹豫地出面约见学校或有关部门的领导;凡是听到有损于法学院名誉的言论，他会坚决制止;凡是法学院针对某些不利于发展的现象而采取的措施，他都明确表示支持的态度。马老师为人、为事原则性极强，很讲究尺度和分寸，他壮心不已，不遗余力地关心法学院的前途和命运，但从不干政。马老师对武大法学院表示的是全心全意的忠诚，从来不言个人得失。他倾其全部的心身于法学院的发展和壮大，旨在永葆珞珈“王牌”长盛不衰。

总之，今天的武大法学院之所以能在全国法学界、法律界和高等教育界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之所以在停办20余年之后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重铸辉煌，成为近20多年来公认为发展最快、国内外影响持续扩大的知名法学院，之所以在区位劣势的不利条件下还能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法学研究、对外交流与合作、基础设施等综合实力继续保持在全国法学院校的先进行列，这里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拥有像韩德培、马克昌等前辈们这样一批对珞珈山的这张“王牌”怀有深厚感情、赤胆忠心、乐于奉献的法学教育家。我坚信，只要我们始终树立强烈的“王牌”意识，具有强烈的“王牌”责任感和使命感，武汉大学法学院——珞珈山上的这块金字“王牌”就会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