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经约翰逊总统提名，接替克拉克大法官，进入联邦最高法院，成为该法院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黑人大法官。正是马歇尔的加入，与此前的道格拉斯、布莱克、沃伦、布伦南、古德伯格等自由派大法官一道，在联邦最高法院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自由派多数，以首席大法官沃伦为标志并命名的沃伦法院最终得以确立，马歇尔也逐渐成为后沃伦时代自由派阵营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霍维茨在《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一书中谈道，在美国历史上，沃伦法院是第一个维护被压迫者和边缘人法律地位的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阅读沃伦法院一系列判决，比如布朗案、《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我们确实发现，沃伦法院在解释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维护公民言论自由，保护刑事被告权利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弱小势力的关注和对正义这一价值的不懈追求。尽管，捍卫公民权利和守护法律正义，并不一定是，也不可能完全与被压迫者和边缘人利益等同。
事实上，在沃伦法院自由派阵营中，不少大法官个人或者在人生的某一时段，本身就是社会的边缘人或少数，马歇尔大法官就是其中之一。
出生在以英王查理一世的皇后玛利亚命名的马里兰州，马歇尔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至少是宪法上的)，可这些并不能隐藏马歇尔的种族特性，尤其是肤色。作为从非洲被贩卖至美国的黑人奴隶的曾孙，在青少年时代，他不得不上隔离的学校，使用公园隔离的长椅，隔离的饮用水和隔离的公厕，甚至在咖啡馆打工还要忍受别人叫他“黑鬼”。马歇尔本人成长经历以及长期边缘人地位，促使他将毕生精力(包括在担任大法官期间)致力于维护少数族裔、妇女和移民在内的少数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
对于美国民权运动，我们可能更熟悉非暴力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那传诵至今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同样，就废除美国种族隔离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而言，我们可能更容易联想到沃伦法院全体一致判决意见，以及执笔者沃伦掷地有声的推论:“我们无法把时钟拨回到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之时，甚至拨回到1896年普莱西案判决作出之时”，因此“隔离的教学设施，注定就是不平等”。其实，马歇尔在争取黑人权利领域所作的贡献丝毫不亚于马丁·路德·金，只不过他是以法律为武器，在法庭上与种族歧视者进行对抗。
马歇尔在没有进入最高法院之前，由于其在民权领域的努力与成绩，已经在美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奥康纳大法官曾经对助理说，“马歇尔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位在进入最高法院之前就已经创造历史的人”。1935年，马歇尔代理的默里诉皮尔逊案获胜，促使非裔美国学生可以进入马里兰大学。五年以后，35岁的马歇尔成立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为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寻求法律保护，并长期担任有色人种促进会辩护律师。其间，他共办理32起上诉至最高法院案件，赢得其中28起，被誉为民权斗士或民权先生。
1950年，马歇尔说服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以布朗系列案为契机，挑战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西案中所确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在保守派力量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像一个乌托邦似的梦，包括很多黑人都不愿意马歇尔如此冒险，担心会将民权运动带入万劫不复之地，马歇尔本人也意识到前景的暗淡。电影《瑟古德》(2011年上映)这样刻画马歇尔为此案步入联邦最高法院进行法庭辩论时的场景:在一个阴雨凄冷的十二月上午，马歇尔迈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台阶，抬头凝视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周围聚集着不少黑人。毫无疑问，此时的马歇尔尽管意识到希望渺茫，但还是把仅有的希望寄托于法律的平等;而且坚信，黑人变成奴隶已300多年，解放黑奴宣言公布也近100年，是该争取平等权利的时候了。不管是不是巧合，但对马歇尔而言总归是一个好消息，反对该案的保守派首席大法官文森在此紧要关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沃伦首席继任，促进马歇尔实现了伟大梦想。布朗系列案最终赢得巨大胜利，为他律师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14年后，马歇尔成为最高法院兄弟中的一员。作为自由派阵营的中坚力量，他打破了人种肤色障碍，本身就证明民权运动的巨大胜利。约翰逊总统曾说，“我们在正确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位置”。
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25年间，马歇尔不仅继续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和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并始终战斗在反隔离法案第一线。而且，他坚决反对死刑，认为不人道也无必要。198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桑特诉斯蒂芬斯案中，判定该案所涉及到死刑应当继续执行。马歇尔提出异议意见，“即使我接受时下盛行的主流观点，认为死刑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合宪的;我也很难加入多数阵营，维持这起死刑判决”。他反对公民持有枪支，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公民要想捍卫自己合法权益，最好的手段是法律而不是枪支;他同样支持言论自由和保护个人隐私;他也强调对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因为他对童年时听到警察局传出的鞭打犯人声音和犯人凄惨的叫声，一直记忆犹新。
为维护黑人权利，早年的马歇尔长年奔波在外，甚至多次深入南部腹地，严重损害其身体健康。此时，当他拄着拐杖走入法庭，尽管精神仍然矍铄，斗志仍然昂扬，但身体却异常疲惫。正如他本人所说，“我老了，我越来越老了，就要垮了”。
1991年，就在布伦南辞职的一年后，马歇尔决定退休。后沃伦法院时代最后一名高调的自由派大法官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也最终结束了所谓的后沃伦法院时代，民权团体对马歇尔大法官突然离去而感到异常沮丧。两年以后，马歇尔大法官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