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新中国法和法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而77、78、79级法科学生(俗称“新老三届”),则是其中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新老三届”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考入大学成为“法律人”之前,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经历?这种经历显示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社会背景?我们又能获得一些怎样的人生感悟?这些,可能是年轻的法科学子希望了解的。
　　为此,本专栏决定刊登一些“新老三届”法科学生的回忆文章,一起来怀念那段逝去的岁月,体味法治文明的进步。我们将首先连载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学生、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的两组回忆文章:“火红的年代”和“激情燃烧的岁月”。

□何勤华

做父母思想工作

得知被北大录取后确实非常高兴,但在当时上海人的观念中,北京虽然是首都,但生活水平比上海要低得多,各个方面的条件也艰苦得多。所以上海人把北京视为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差不多一样的“北方外地”,很多人不愿意去。
　　我父母也持这一观点,他们怕我大学毕业后回不了上海,就在“外地”受苦了。他们的理想就是让我在上海读大学,然后在上海工作。因此,我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我们生产队时,我父亲刚好探亲在家,他就和母亲商量,将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不让我去北京。当然,经过做工作,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
　　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到1978年2月26日离开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我基本上是在和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的欢送聚会中度过的。我走后,我的工作由团委副书记张群接任,故需要将团委的工作移交给她。另外,我们这一届团委以及下属的团支部书记中,考上大学、大专和中专的还不少。三年的朝夕相处,大家都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现在要各奔东西了,自然是非常留恋、难舍难分。
　　虽然在农村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当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又有很多的留恋,毕竟在这里生活了22年,劳动工作了六年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水,这里的人与事,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身处农村剧变时代

　　应该说,我的少年、青年时代,是中国农村剧烈变化的时代。在我们小的时候,上海郊区所有的江河,包括很小的河,水都是非常纯净的,没有任何污染。我们在河里游泳时,嘴巴干了,就喝上几口河水,很清凉甘甜。
　　那时,往农田里的庄稼浇水,不是用抽水机抽,而是用人工踩踏转斗,或者由牛拉着转斗往上抽水。所有的船舶,都是靠人工推进,或者拉纤,或者摇橹,或者撑杆,没有一台柴油机,因此河水中是没有柴油味的。
　　种植庄稼,很少用农药,几乎不用化肥。每到农闲时,我们就去割野草,或者从河里捞水草,然后再与河里挖上来的底泥掺和在一起,堆成一个个草泥堆,让草在河泥中腐烂。夏天麦子、油菜籽收上来以后,就把这些草泥,我们也称有机肥,均匀地敷在田里。另外,将生产队从每户人家那里收集到的人的粪便(那时,每户人家都有几个马桶,专门有一名社员每天负责挑马桶,将里面的粪便倒在生产队的蓄粪池里,供肥地用)、猪圈的肥料等撒在田里,庄家既长得好,又没有什么污染。
　　但1970年前后出现的乡镇企业,我们称“小工厂”,开始破坏了这一切。一方面,各种乡镇企业所排泄出来的垃圾、废料、化学液体,在当时基本上都是直接排向河里,附近的河水很快就变颜色了,到后来就无法饮用,不得已就开始打井,喝井水。到我离开的时候,井水也都是有异味的了。
　　另外,一些大一点的河,因为在里面跑运输的船只,已经不再拉纤或是摇橹,都是用柴油机作动力,因此,河水里充满了柴油味,鱼虾都不好吃了。当然,后来连鱼虾也几乎见不到了。1992年浦东改革开放以后,其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无数工厂企业的建设,高速公路和地铁的修筑,(由于大型企业纷纷迁入浦东以及修路筑桥等公用事业的大规模展开)农民房屋的动拆迁的进行,浦东农村的面貌已经完全变形。不管我们接受不接受、喜欢不喜欢,这个社会转型的进程已经开始了,而且不可逆转。当然,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对浦东农村留恋归留恋,感情归感情,大学还是要去读的,这是我已经等了六年半的机会,我当然要高兴地去,而且要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学业,才算对得起这一片养育我的土地,才算对得起这些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以及工作中的亲密伙伴。实际上,自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的心就已经飞向了北京,我们国家的首都。
　　1978年2月26日,我搭乘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一个人前往北京,去那个向往以久的神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