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上苏维埃刑法

1933年12月，储槐植出生于夏溪，启蒙于新式小学堂，1946年，不满13岁的储槐植考入了省立常州中学初中部。在他的高中各科成绩中，最突出的是高三第二学期的时事政治成绩，高达91分，这或许成为他报考大学时选择政治法律专业的一个原因。
1952年，储槐植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大学政治系，此时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启动教育体制改革，对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调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学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由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钱端升担任院长。
“我对刑法产生兴趣是非常偶然的。那时政法学院不分专业，苏维埃刑法课由苏联专家讲授，他也是当时学院唯一的外教，而我在这之前从来没见过外国人，出于好奇，听课就尤其认真，不知不觉就对刑法学产生了兴趣。苏维埃刑法给我的强烈印象是，布尔什维克党对刑法有绝对性影响作用。”储槐植回忆着。
1954年9月，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郑重宣布法律学系重新成立。1955年夏天，北京政治学院150多名首届学生毕业，只有两人分配到北大，其中，21岁的储槐植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刑法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1956年，储槐植第一篇论文《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发表在当时著名的《学习》杂志上，这份杂志备受社会各界瞩目，撰稿者多为名家，一位毛头小伙子能在如此重要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谓荣耀之极。
1957年成为储槐植人生的转折点。“我曾主张‘教授治校’，反右运动前跟同事聊天时说过，法律系副主任都是党员，为什么不可以有位知名教授当副主任。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判铁托修正主义思想，在系工会学习小组的一次讨论中，我提到‘如果民主不能真正实现，老是强调民主集中制，那么，这个制度原则只能成为单项的集中’。这两条证据都被认定为‘反对党的领导’，被划成‘中右’、逐出了校门。”
中断二十年，与刑法再续前缘
背着铺盖卷，在寒风中走出北大校门，那时的储槐植，刚过完25岁生日。再次跨进北大，他已45岁，是位名不见经传的讲师。
“最初我被下放到北京玻璃总厂温度计分厂高温车间，玻璃熔化炉内高温达到1600摄氏度，炉旁温度也在50摄氏度之上。我干活儿的位置离熔化炉最近，无论冬夏，上岗不到1小时全身湿透。”储槐植回忆说。
被逐出北大的20年里，储槐植在工厂呆过，在北京化工学校、北京第158中教过英语、教过语文。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与人为善，不以悲苦自艾自怨。
1978年底，储槐植斟酌再三，接受北大邀请，办妥所有手续，重新迈进北大校门。
“离开北大20年，最深的感触是，法律专业彻底荒疏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年代，当然也是一个不需要法学的年代。”
再次起步的储槐植看似没有丝毫优势。回到北大之时，恰逢共青团中央组织人起草青少年保护法，储槐植被抽调过去忙碌了一年半。
不久之后，北京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校际交流，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与北大法律系对接。北大法律系为此举行了一次英语测试，以确定出国人选。
测试于中午1点开始，储槐植因故迟到15分钟。但得益于此前在中学教授英语十多年的根底，他顺利过关。
10多位北大教师前往美国，法律系仅储槐植一人。进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进课堂听课、听美国学生论辩，旁听法庭审理案件……储槐植在与时间赛跑，一心要弥补20年光阴。
一次，在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一位美国教授聊天时，储槐植得知，若想透彻了解美国法律制度中的刑法体系和诉讼结果，最好去美国监狱考察。储槐植坦率地说自己没钱出行，那位教授慨然相助，帮他申请到一笔专项考察基金。
放暑假的一个多月里，储槐植马不停蹄地考察了美国北部、东部、南部、中西部等十几所监狱，对关押轻刑犯、重刑犯、女犯、青少年犯、病犯等不同类型的监狱实地考察，获得了不少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1987年，储槐植撰写的《美国刑法》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再版数次。该书对美国刑法进行了系统化的知识整理，对美国刑法的性质和特征做了恰如其分的分析，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美国刑法制度和学理，可谓填补空白的作品。尤其是首先提出美国（英美）刑法“双层次犯罪论”体系，成为刑法学首要的基础理论，有很强的实用性。21年后，这本书荣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

老而弥新 树全新学术形象

《美国刑法》的横空出世令人们认识了素来低调的储槐植，大器晚成的他随后不时有惊人之作，年龄虽老，思想却紧跟时代，引领学术潮流。
52岁那年，储槐植给自己定下了具体目标：每年在国内三四种法学核心学术杂志上至少发表一篇论文，“从1985年至2003年，我基本做到了。”其间，他从讲师被提为副教授、教授。2003年5月，70岁的储槐植办理了退休手续，两年后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聘为特聘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年，他被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聘为顾问。
1989年，储槐植在北大法学院主办的《中外法学》发表了《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论文。“8000字的文章，在我脑子里转悠了两年多。”2004年，论文集《刑事一体化》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面体现了“刑事一体化”研究成果。
这一构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科学认识犯罪规律，承认犯罪源于社会矛盾这一基本规律，承认犯罪与社会同在，犯罪率变动不是检验刑罚效用的惟一标志，刑罚在控制犯罪中只能起到一定作用。二是调整结构，具体包括以行政制裁为首要刑法堤坝，防止出现“犯罪增长刑罚加重，犯罪再增长刑罚再加重”的恶性循环；协调罪刑关系，合理的罪刑关系或称罪行比价应当以公正为基础，同时包含罪犯矫正难易程度以及社会治安形势；限制死刑和增加罚金应当成为我国刑罚结构的重点。三是完善机制，刑法运行不仅受犯罪情况的制约，而且要受刑罚执行条件的制约，刑法运行必须迅速准确地接受监所职能效用的信息反馈，并作为调整刑事政策、改革刑罚制度的重要依据。
2009年，储槐植又发表了《刑法契约化》一文，在此之前，他还提出过“严而不厉”的观点，对我国刑法的积极修改提出了建议。多年来，储槐植不断运用其渊博的知识和开放的国际视野，对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得到了我国刑法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可。
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有过这样的感慨：“在储槐植教授随和的性情中，我分明看到了他思想上的执著。如果没有这种执著，历经20年的命运坎坷，很难再重拾学业，锲而不舍地坚持到底，并做出重大的学术成就。”
储槐植告诉记者：“我做人有一条原则，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那样就会看淡很多东西，再说人生哪能事事顺利，经历多一些，算不上坏事。”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度变大了，20年前，人们常说法制，后来改为法治。公众的法律意识明显提高。我想，政府会更好地尊重民意，进行理性的引导，这样法律的执行环境会得到更好的改善。这些年，我回过常武家乡，可以说政治领先、文化发达，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说取得了领先的成就。”储槐植对家乡充满感情地说，他扬了扬手中的《人民法院报》，补充了一句：“看到介绍常州好的做法，心里总是特别开心。”

人物简介
储槐植：1933年12月出生于武进，启蒙于新式小学堂，再升入省常中。1952年考入原北京政法学院研习法律，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任教。1957年因受“反右”运动的牵连而离开北大，1978年，储槐植重回燕园。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94年起获聘为博士生导师。2005年10月，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聘任为特聘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10月，被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聘任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