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拿起2011年第一期的《21世纪国际评论》，封面致敬当时故去不久的史天健和蔡定剑两位学人。翻到后面，刊登着上海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邓正来教授与学者后辈参加学术活动的留影。看到这里，只剩唏嘘。

邓正来教授于2013年1月24日清晨离世，距离他检查出胃癌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在世上度过的56年里留下太多传奇：第一个“学术个体户”、睡过地下通道的学术研究者……邓正来教授一生勤勉的治学之路就像茂盛生长的大树，经历与成果一样丰硕。

在邓正来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引入了著名奥地利裔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理论。他曾经闭关五年潜心攻读哈耶克的著作，翻译了《自由秩序原理（上、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二、三卷）》、《哈耶克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哈耶克著作。

同时，邓正来没有停留在翻译，而是对哈耶克的思想做出了进一步分析。他所著《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法律哲学》、《哈耶克社会理论》等一直是国内解读哈耶克思想理论的翘楚之作。

邓正来对哈耶克的解读，走出了中国社会当年对哈耶克的“一窝蜂”。他对哈耶克理论的价值做出独立的追问和反思，跳出时代语境的窠臼，探索哈氏理论的独特内容。他在《哈耶克法律哲学》一书中，认定自己“并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坚信哈耶克思想的‘哈耶克主义者’”，但正是他的独立研究，让哈耶克理论不再是逐社会思潮好恶而动，而是体现真正价值。

诚如吴冠军在《邓正来式的哈耶克》一文中援引齐泽克做出的评价：“真正忠于一个思想家，就必须背叛他被时代所固化下来的那些教条内容，而进入其理论内部，重新拯救出该理论‘创造性的脉搏’。”

之于哈耶克，邓正来教授的研究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治学的一个范例。他或许多年在体制外从事研究，或许一度远离主流思想界，但他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都是社科界的典范之一。

除了哈耶克，邓正来教授在法学、政治学、社会科学理论等方面都有较深造诣。他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一书中认为，中国法学一直在所谓“现代化范式”支配之下，尊崇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却缺乏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中国法学“理想图景”。这一问题不仅仅点出中国法学的命门，还涉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关键问题。邓教授还时常提出警惕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问题，其作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情怀可见一斑。

或许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忧思，邓正来还是一名积极的社会科学学术活动组织者。他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学术期刊，曾在主持编辑《中国书评（季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2008年底，邓正来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一学术机构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他在院长寄语中说：“唯有建立新型的学术建制，形成“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我们才能在根本上超越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高研院设立的几年来，学术活动频繁，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的重镇之一，在现有体制中做出建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的重要尝试。

邓正来曾在澳门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贵州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教职，并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他认为：“带学生就像带学徒，在这种手工作坊的方式下，一代代传授下去，才是真正的传道授业。”他培养的很多学生，已成为社科学术界重要力量。而邓正来教授曾经把这种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方法用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让女儿在上小学时休学一年，在家中接受教育。

邓正来教授曾经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讲述从14岁开始做工、脱离学术体制18年的“学术流浪汉”经历，提出“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关于他的为人、为学，不少学界前辈有太多回忆和评价；而他本人的学术之路则定格在2013年初的上海，给人们留下太多遗憾。

引用法学家贺卫方的悼语是为本文结束：“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