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对比较法学的执著与热诚,对我感染颇深,至今难忘。二十多年来,先生的鼓励和教诲,后学默记在心,在比较法的荒野中和灯火阑珊处,执著地“等待戈多”和寻觅“那人”——高鸿钧

　　欣闻潘汉典先生的法学文集列入“东吴法学先贤文丛”,我由衷高兴。得知先生让我写几句话时,不胜惶恐。踌躇之中,忽略得先生之意。先生此托,可能将我作为学术志业的晚辈知音,并激励后学沿着他所拓展的中国比较法学之路不懈努力。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潘先生曾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律系。该系的研究和教学以比较法为特色,故英文译为“中国比较法学院”。在那里,先生奠定了坚实的比较法学基础,毕业后虽从上海辗转到北京,并几易工作单位,个人命运随着时代颠簸沉浮,但数十年矢志于比较法之业,勤奋耕耘,成果卓著。先生是当代中国权威的比较法学者,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法学的奠基人。

　　先生精通数种外语,继承了清末民初以来先贤的志业,勇作中外法律交流的使者,把外国法律的精品精心译成了中文,其中多部外国宪法的中译本就出自先生之手。即便在把外国法视为洪水猛兽的年月,先生仍然把一些关于西方法律变化的信息,以巧妙的方式传达到国内。先生治学严谨,认真对待译事,对于原文锱铢必较,翻译著作时,往往参照不同的外文文本。例如在翻译《比较法总论》时,先生就以德文本为主,还参照了英文本和日文本。而先生翻译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至今仍位列经典译著。在二十世纪后期的法学译作中,先生的译作是信、达、雅的典范。在外国法的翻译中,先生乃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译界第一人。

　　先生视野开阔,学术鉴赏力很高,因而所选作品多为名著。这部文集反映了先生在比较法领域耕耘数十年的足迹和收获,也记录了中国法治发展曲折和艰辛的历程。本文集中的某些作品,显然并非出于先生的手眼,而是迫于当时的政治时势,此点诚可体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文集本身也是一部中国当代比较法学术史。实际上,在数十年来中国法治和法学发展的成就中,先生默默地刻下了自己的印记。

　　先生以其广阔视野和突出的研究能力,本来可以撰写更多属于自己的著作。但先生以为,在外国法和比较法领域,与其撰写所谓的著作或论文,不如忠实地翻译原著,编写具有持久意义的工具书更有价值。先生这种淡泊名利的心胸和甘作嫁衣的奉献,给我们晚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历史是公正的。先生主持编写的《元照英美法词典》,为中国的英美法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工具。而两年前,我尝试汇集中外比较法学菁华出版《比较法学读本》时,但不无惊恐地发现,国内大多比较法学的研究成果都已成速朽之作,无法入选,先生的著作和译作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读来仍然富有新意。

　　1988年,先生到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担任所长,当时我在所里工作,并有幸协助他主持《比较法研究》。后来我到社科院法学所的《法学译丛》编辑部工作,先生曾主持该刊多年,这又增加了我与先生的一重缘分。先生对比较法学的执著与热诚,对我感染颇深,至今难忘。二十多年来,先生的鼓励和教诲,后学默记在心,在比较法的荒野中和灯火阑珊处,执著地“等待戈多”和寻觅“那人”。

　　(本文为《潘汉典法学文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