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与何炳棣这两位近当代的杰出学人，不仅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在西南联合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亦有相同的教研履历，通过梳理这一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可折射出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引子
生命之树漫长却又短暂，茫茫人海之中，潮起潮落之际，有些人之间会宛若前赴后继扑上海岸的浪花，有瞬时交集，便又消逝于无痕。这种微妙的关联，或许是如小概率事件般无意之邂逅，但结合其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却又可以做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历史解读。有念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学术散文之笔法，挖掘法学圈外的两位广义的“法学家”——瞿同祖(1910-2008)和何炳棣(1917-2012)——梳理其生命中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反思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说其是法律人，关于瞿同祖，法学圈的朋友自然不会陌生，先生虽是社会学出身，却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鸿著享誉于法学圈，其研究对汉语法学之典范意义，经诸多学者的用心推介，已成为学界常识，毋庸笔者赘语。[1]关于何炳棣，其以人口史、社会阶层流动、土地数量、文化起源等研究闻名于世，定位无疑是历史学家。需要指出，香港中文大学曾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但笔者并非就此妄加附会，之所以称他为“法学家”，是因为其在求学过程中、尤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体现出来对法学知识的熟稔。例如对边沁生平与理论的了解、对英国宪法及英法政治制度的掌握等等[2]。一个非常有意思、却容易被忽视的典故是，何炳棣对清代的“亩”并非耕地实际面积而是纳税单位的发现，正是受到英国法学家梅特兰(Maitland)之名著《末日审判簿及其前史》(Domesday Book and Beyond)的启发[3]——法学可以、也应该不“幼稚”嘛![4]
从普通史和专门史关系的角度讲，中国自近代以降，历史学受到现代学术分工的影响，呈现出“以收缩为扩充”[5]之趋势，即通过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等专门化的研究，从整体上推动历史学之深度广度。惟需要审慎的是，专业的划分仅仅是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却不应以此为由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所谓“法学的法律史”与“历史学的法律史”之分作为学科的事实存在即可，非要强加区别、优劣比较，则大可不必，因为王道乃是学者的素养与作品的质量，而非其身上所贴的专业标签。
从法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角度讲，法律固然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但“知其然”之余，若要“知其所以然”，无疑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对于纠结古今中西问题的中国法学而言，历史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图书馆。[6]未来中国伟大的法学家，必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一、身世
瞿同祖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瞿鸿禨，是晚清政局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时有清流之誉，清季新政，正是他与权倾朝野的奕劻、袁世凯一掰手腕、一决高下，演出一段丁未政潮;其父瞿宣治是驻瑞士及荷兰的外交官。观其家世，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瞿同祖可谓典型的“官二代、官三代”。管见以为，这种背景出身的人也可能是做学问的好苗子，君不见，大富大贵，可造就宠辱不惊的心态，高朋满座，利增加求学问道的机会，把握这种机缘，只能说命好人好，端的是可遇不可求。君不见，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位列“维新四公子”的陈寅恪，亦是此中之例。平允而论，官宦世家，容易造就“我爸是某某”的衙内之徒，但若循循善诱，严加管束，也能培养品学兼优之人，可见此乃因人而异、因门风而异的事。对于当代转型中国，如何消弭官、富阶层与普通人群的对立情绪，从培养学者这个角度讲，倒不无启发意义呢!优裕环境中，瞿同祖由其祖父开蒙《论语》，更有著名学者的叔父瞿宣颖指点汉赋，加上自身勤奋，奠定扎实国学基础，在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7]
相对于瞿氏，何炳棣无如此显赫的家世，但也是比较殷实的金华旺族，父亲何寿权，旧式文人出身，科举废除后学习法政，曾担任过民国的检察官、法官，亦是一名儒医。[8]其父是老来得子，父子间的年龄差距有47岁之大，按何炳棣的说法，此造成其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9]笔者曾于2010年在清华聆听了何先生的讲座并有幸在丙所拜会过他，深感其霹雳血性，并不因年龄之故而有所减弱，甚至老而弥坚，在西方汉学界中，何氏亦以直言不讳、批评尖锐而有“大炮”之名。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怀才不遇的何父告之何炳棣，能够供得起其念好的国内教育，却无能力供他出洋留学，更坦言，“这种年头，如无法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因此，何炳棣从9岁起便以考取清华、进而留学作为两大志愿。[10]在1934年，他如愿以偿完成第一大志愿，考入了梦寐已久的清华大学，先读化学，后转为历史学并终生为业。
尽管有学人批评何炳棣的自传多谈留学、出国，未免过于功利，但若深入地看，便会发现其发愿实际上是时代的深刻缩影，和瞿同祖同庚、与之同样出自吴文藻门下的费孝通就道出大实话：
“30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11]
费孝通当年之所以从燕京转入清华，也是因为清华出国机会更多，这些聪颖的有志青年，怎敌他，形势比人强，不得不然也!那是时代冷酷却又真实的写照!
二、邂逅
1937年，日寇入侵，北平沦陷，已经在燕京完成研究生学业的瞿同祖于1938年南下重庆，同一年，清华毕业的何炳棣在上海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返回北平就读，从而与瞿同祖有了校友之谊，何炳棣称瞿同祖为学长，即渊源于此。一年以后，瞿同祖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讲师，也是这一年，何炳棣来到西南联大担任历史系助教。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是两人生命的第一次交集。
在这里，瞿同祖默默地耕耘学术，他谈道：“在昆明时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敌机不时来袭，在呈贡乡间住了一年，夜间以菜子油灯为照明工具，光线昏暗，不能写读，八时即就寝，于是就在床上反复思考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奋笔疾书了。”[12]正是在极端不便，甚至在缺乏如《宋刑统》这样重要图书资料的条件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部中国法律社会史的典范作品，直至今天仍然一版再版的不朽名著诞生了。笔者曾听到一个典故，数十年后，有学者访问瞿同祖时，略显突兀地问道：“抗战时期怎么能安心研究写作呢?”老先生轻声作答：“当时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真学人至纯至朴的本色，得见一斑!君不见，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命运相似甚至更为坎坷的，还有同一时期金岳霖的名著《知识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