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周前的2月11日，我最后一次收到北大法学院筹办“沈宗灵教授九十华诞庆典”的通知。活动将在本月25日举办，要求确定参加者回函。我立即回复，告知我早已订好机票，将于2月23日回国、24日抵京、25日准时参加。自从寒假到纽黑文以来，每逢这里的朋友们问起归期，我都会主动延伸解释一下理由，说我的北大导师沈宗灵先生将年满89周岁，按照中国男计虚女计实的传统，他多年指导过的学生们商计好要为老师作九十暖寿。每一位朋友闻言，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笑逐颜开，连称难得。我明白，不用再多说什么，这样一种完满的人生展现，是很容易传达且感染与人的。很多年了，一直都记得弘一法师那则甚似偈语的诗句：“问余何适，廓而王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的，春满、心圆，何等境界，不唯佛家既有。回国教书五年来，我内心里一直隐隐地、殷殷地期待的这个情境，也终于就要真实地来到了。
美国东部时间2月15日晚上，或许真是冥冥之故，我突然想收拾行李，上楼找出箱子，把衣物书籍药品等等悉数装点好，还称了重量。妻子晓宁觉得奇怪，因为我的多年习惯，是临行前一晚才做这些事的。次日上午，我先是接到陈睿从日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从北大网站上看到沈老师去世的消息，时间是2月16日9点多。北京与美东有13个小时的时差，算起来我收拾行装的时间，正是沈老师弥留和离去之际。放下电话，我打开电脑上网查询，看到邮箱里有杨昂几个小时以前发的一封邮件：“齐老师，沈宗灵老师去世了，您见信赶紧和强世功老师联系。”接下来，又陆续收到多封我在华工的同事和带过的研究生发来的邮件，标题都是请老师节哀顺变。我按照杨昂留下的电话号码给世功打过去，向他了解情况。世功告诉我，治丧委员会已确定20日上午举行追悼会，原定25日的祝寿聚会也改为20日下午的追思会。对我来说，时间很紧迫。
我马上给晓宁打电话，告诉她我准备改签机票，争取第二天动身回国，赶上参加沈老师的追悼会。晓宁闻讯也很愕然和伤感。她做过多年的脑内科医生，连叹说高龄老人真是不能怀有强烈期待，否则很容易等不及，本来多好的一件事，就差这么几天啊。我解释说，贺寿活动是沈老师的学生们自行安排的，虽然一年多以前就征询过老师和师母的意见，但是遭到沈老师反对后，还没有把我们已在进行筹备的事明确告诉他，只是师母知情而已，所以沈老师临终前，都应该还不是很清楚这件事。晓宁提醒我有两个重要之约：20日要去波士顿看望赛德曼教授夫妇，他们也都是九十来岁的高龄老人，早就在热切期盼这次见面；21日要去医院体检复查，医生要根据血检和超声结果做诊断，还要开处方拿下个学期的药带回国。她还担忧，我在这样的季节、境况和情绪中仓促成行，辗转奔波，万一自己再出什么意外就麻烦了。挂了电话，我反复考虑良久，还是决定提前回国，暖寿不成，也要为导师作最后送行。
我这次往返没有像以往那样选乘国航，而订了价格相对便宜的东航机票，从纽约到上海后，还要次日转机去北京。然而事情偏偏难遂人愿。我拨打原来所知的东航电话全部无效，而它声称的唯一对外服务热线95530，拨打后也没有任何反应。由于时差原因，这里的白天正是国内的夜晚，我也不便打扰和委托国内的亲朋代劳。无奈之下我上百度搜索东航网站，然后拨打网站的客服电话。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在国内做过，是有效的正面经验。但是这次却很不幸，我前后花了十多个小时改签机票，未料情急之中却落入网上黑代理的诈骗圈套，支付了改签差价后，却被告知无法“激活”机票。劳民伤财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耽误了本来已经很紧迫的时间，而且还冒上了两头落空的风险：原订机票被改变而新订机票又不能用，到时候就走不成了。紧急情况下，我只好打电话给原来在北大的学生包桂莲，说明情况后，桂莲判断说我被骗了，她马上直接和东航联系，要求对方必须Hold住我的机票，无论哪个代理都不得在上面改动。东航方面愿意配合，并建议我们报警挽回损失。我委托桂莲代我和治丧委员会联系，代致悼念花篮。
如此一大番折腾，使我精疲力竭。这次寒假回来身体有些状况，一直在这边调理和检查。参加导师的贺寿盛会，本是我自己的重要内心支持，却在多年夙愿将成之际倏然散落，在遭逢巨大的心理失落和感伤的同时，再被人性的险恶卑劣一面如此趁火打劫，我需要喘息。晚上是早就订好与两家友人一起吃饭的，他们正好还都是沈老师的杭州同乡，读过我的那篇旧文。因为我需要抓紧时间处理改签机票的事，也只好由晓宁一个人开车去了，向人家道歉并解释，期间打电话告诉我，举座婉叹唏嘘。我把心神安顿下来，计算了一下所余时间和航班行程，确认已经来不及再改签、也来不及处理提前回国必须处理好的各项事务，我只好接受这样无奈的现实。这时已近北京时间的17日中午，我给老师家里打了电话，家里的阿姨说家人都去医院办手续了。几个小时后我再打师母的手机，她们还在外面，背景嘈杂，师母接电话后听不清楚，我请沈老师的女儿代接，说了我这边的情况，慰问师母一家人。
此时这里已是深夜了。我上网查看邮件，其中有杨瑛的一封，说已经与治丧委员会联系好，花篮的事已经办妥。还有赵晓力群发的一则通知，说已经和张琪等建立了一个悼念网站，放入讣告和相关的纪念回忆文章及照片等。看到我那篇旧文已首先在列，我即给晓力回复，请他用我附上的《北大三题》置换《受教燕园》，晓力马上应允了。我这样做的缘由是，这三篇纪念性旧文都是应当时聚会主办者要求的作业，主题分别是我在北大的老师、同学与学生，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系列。我对晓力解释说，三篇是一体的，第一篇是纪念沈老师，第二篇的主题也是悼念，第三篇虽然关乎学生，却有薪火之意，在纪念师者的意义上也是本质相关的。其实我在前些天还与晓宁商量，为沈老师贺寿带什么礼物。商量了半天莫衷一是，小宁建议说买些老年人保健药品吧，我说沈老师的儿子女儿都在美国，会不会和人家带重复了呢。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除了保健药以外，再把《北大三题》用大号字体打印出来，做成一本书送给老师，相信老师会乐见。多谢晓力他们的尽心，使我能够把礼物以这样的方式献给沈老师。我也嘱咐曾经跟我看望过沈老师的陈睿和赵冬，尽快把对沈老师的追怀写成文字。这样忙碌了整整一天，夜里我还是无法入睡。起来继续上网阅览相关信息，然后把二十年前在耶鲁读书时沈老师给我的信件翻找出来，再翻看我保留的八十年代与沈老师的一些合影。一下子，天又亮了。
不仅往事历历。尤其是，我在不到三个月以前，还带着赵冬刚刚去看望了沈老师和师母，与两位老人相谈甚欢，和师母私下商量了贺寿的一些细节，还承蒙老师相赠了新版译著。沈老师是从来不（严格说是极少）赠书和题字的，这次却是主动拿出来送给我们，赵冬捧着书当场激动得无以复加，想获得题字又不敢张口。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对年轻人实在珍贵，便吁请沈老师给他写几个字。沈老师终于盛情难却，强勉而为。我看到老师今天罕见地随和，判断机不可失，便想与老师合影留念。之前也恰好有所铺垫。我前一天刚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论证会，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潘汉典先生，老人家年逾九旬了，虽然身患重症，但是头脑清楚，精神不错，席间我们相谈许久。他听说我第二天要去见沈老师，托我代致问候。我把相机里与潘老的合影展示给沈老师，老人细细端详了一回。临别时我提出照相的请求，师母体谅我们，接过相机使劲从旁动员，沈老师总算没有拒绝，我们也很荣幸地成为师母的作品。出得老师家门，赵冬一路上犹很兴奋，连说自己太幸运了。我对他说，要珍惜这个缘分哦，沈老师比我年长三十岁，我比你年长三十岁，薪火已经传递到你们手上了，你看你照得多豪迈。当时一番话说得赵冬脸上庄严起来。因为我的相机还在武汉，连夜让赵冬传过来这张三人合影，然后转发给了晓力。
把这一切做完，我知道我需要动笔了。我不克亲身前往参加北大为沈老师举行的追悼会、学生们为沈老师举行的追思会，但是我要写下此时我对老师想说的话，我要把这篇纪念文字放到悼念网站上，也要请人代我把它呈现在追思会上。我还要在25日那天，如期赶到沈老师家里，和师母一起为老师暖寿。毕竟，沈老师离去的时日，距他的九十寿辰仅仅一周。
写一些什么呢？十四年前，在纪念沈老师执教五十周年之际，我的那一篇《受教燕园》（写时的标题原来是“Proclaim Liberty”）已经差不多把该说的和能说的都说了。我后来在附识中说明了一下文章的原委（见于这次悼念网站上的《北大三题》），华工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前在审稿时，曾经对附识中的某些欲言又止之处提出疑问，我当时也做了一些口头解释（可能下文中会略有涉及这些内容）。当年的纪念活动是罗玉中老师负责的，两厚册纪念文集也是他做主编。我把文章打印出来挂号寄出不久，就收到了罗老师的回信，信里有一句话很有分量，他写道：“能够教出这样的学生，沈老师足以欣慰平生了。”大概是一年之后，我接到过信春鹰的电话，她说国内的朋友们看了文章都感慨：过了这么多年，海滨还是一点都没变啊。于是根据春鹰的反应，我大体测量出了我和发生了巨变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怎样的强烈反差。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这句话对我来说真是传神之语。因此几年后我应罗老师邀请初到华工教书时，就公开使用两个自称，一个是燕昭马骨，一个是出土文物。中国文化的典故实在丰富，刻舟求剑也是我喜欢的很有趣味的成语，不过我感觉自己其实无所求，其传神也就不及于我。面对曾经给我以极大期待和理解的老师，我大概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想一下子就说这么沉重的事，那就先跟着感觉走吧。
已经忙乱一天多了。我坐在电脑前，沉静心情，体会沈老师逝世的消息带给我怎样的心理冲击。我整理了一下，确认这种冲击和家人中亲长离去的感觉相似。我的年龄和阅历包含着这样的经验，同时也参考了别人的表述。除了在心理上一段时间内不能相信亲长离去这种普遍的感觉惯性以外，我还体会到了李敖数年前的一番话。李敖在七十岁那年母亲去世，他说这使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人生的悲凉，因为挡在自己前面的一堵墙顿然消失了。回想起来，这几年我每次去见沈老师，师生面对而坐，我的确是感到似有一种心理磁场就在那里，除了让我感到那种来自旧时光的亲切，便是感到在一种精神屏障下的安稳踏实。李敖指说的这堵墙，挡住了什么又提供了什么呢？可以形象地解释说，这是挡在他自己和阎罗之间、为他提供未来生命庇护的心墙。当然我们也不妨哲学地解释，这是既阻挡又沟通虚无和实有之间的墙，我们每个生命的肇始皆非自我选择，而由亲长带来，这种生物学的事实关系提供了试图阐释生命意义的一种心理学基础。当然生命有延续的链条，意义也因之获得连续性的存在传递。个体生命从亲长获得对意义的解释，转而又从后代获得对意义的支持。我的老师与我没有生物学的生命联系，但是我却分明感受到了李敖对于生命的悲凉。这种感觉使我意识到，在我自己以教师的社会身份所标识的个体精神生命中，沈老师作为我的授业导师，以他三十多年的言传身教，给予了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它决定了我的精神归属，也提供了对于精神意义的阐释。我知道，我自己需要这种归属和阐释。
那么，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我在十几年前那篇旧文中其实提到了，就是四个字：不合时宜。而且我在后来的附识中也特别提到，我回国后第一次看望沈老师，在老师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师母在一边不断地感慨：唉，这样的老师和学生啊。“这样”是怎样，是什么意思，师母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师母当然是最了解沈老师的人。这么多年过去，她想必也看出了我和导师精神气质的相似与不同。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对她说的“这样”做概念分析，比较靠谱的，就只能是“不合时宜”这四个字了。在师母看来，我与导师的不似尽管多且明显，但那只是表现风格和方式上的，这是因为我们不同的人生阅历和性格使然；但是我与导师在精神本质上是相似的，我们都有着不合时宜的强烈精神个性，因此我们都注定要在经历时代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有所自遣、有所遭逢。当然，所有的自遣与遭逢，都来自于有所坚持。
我在那篇旧文附识中谈到了一些事，尽管话说得隐涩，致使华工出版社的编辑以为指涉着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其实我想说的只是关于沈老师的两件事，或者说两个问题，而这两者在我为文纪念时却无法写出来。一个问题是关于学术自由。本来文章的主题和开始的段落，已经挑明了我想谈的是，沈老师执教五十年，是作为法科教师和学者的五十年，而他个人的学术实践活动与法学教育和研究中的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是我观察和体会最深切的部分，也是沈老师最有个性展示的部分。但是就如我后来在附识中所言，尽管是隔海纪念，拉开了时空距离，我仍然感觉到写不下去，顾虑即使勉强写出效果也不会好，所以后来就写成了那个样子。三十多年过去了，沈老师今已溘然长逝，我自己从青年学生变成了年长教师，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共中央甚至已经以全会决议的名义专门推进文化事业改革，然而学术自由的命题仍然显得过于重大、敏感和难以操作。换句话说，这便是对学者而言的所谓“时宜”。我对编辑说，理工科学者或许对这个问题感受不同，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就不一样，那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既然不方便多谈，就只能点到为止。以读者的反应来看，即使文中没有展开学术自由的命题，其实也还好，它毕竟向读者们真实传达了沈老师学术人生的较多侧面，有助于外界对不易接触的沈老师加深了解。
不过另一个问题处理起来就非常微妙和麻烦，而且是双重的微妙与麻烦，因为它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私人性的。它在政治意义上仍然具有高度敏感和不宜讨论的性质，在私人意义上由于沈老师的强烈个性和自尊，又使了解他的人认为，将它保持讳莫如深的状态更为妥当。我这里讲的是发生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那一场著名运动，和沈老师在其影响与支配下以后二十多年的屈辱命运（屈辱正是沈老师本人的用辞）。这便是横亘在沈老师漫长人生之旅中那个最大、且最根本的不合时宜。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居然在三十多年中，一直有意地避免与沈老师哪怕是隐含地涉及这个问题，尽管我刚进北大不久就知道了这件事的一些内情。1978年12月的某个周六，我和陈欣正准备骑车回家，法律系一位领导来到我们宿舍，找我和陈欣、邵景春等人去抄写文件。去了系办公室才发现是关于右派改正的材料，当年北大法律系划了四个右派，各自都有一叠材料。当时分工我抄写的是王铁崖先生的材料，好像陈欣抄写的是沈老师的材料。所以我对王先生的具体情况很了解，而陈欣几年后说：老齐，早知道你后来读沈老师的研究生，当初真该让你抄沈老师的材料。那个下午我们花了不短的时间做这件事，期间陈欣因为一些笔迹问题还多次找我帮忙辨认，所以我也知道了沈老师的一些情况。当然，按照要求，我们随后都是守口如瓶的，守得久了也就忘记了。
我在十几年前为文回忆时，几次感到需要涉及这个要害问题，可我知道那是导师人生的深刻伤口，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触碰它，即使牺牲所谓的真实，我也不能冒犯，因为我是学生。可是如我在附识中所说，我五年前回国不久，就先后遇到孔治国和强世功分别代表《法制日报》和《中国法院》的相关栏目向我约稿，要我写沈老师。我授权他们按照报刊篇幅改写我的文章，结果却分别出现了与我原文本意不符的一些表述。治国不知何故，将我引钱钟书先生谈他的导师吴宓“尊而不亲”的说法，作为文章的标题。我见报后大吃一惊，赶紧打电话告诉治国这绝非我本意，我是说沈老师表面予人冷峻刻板印象，其实内里不然，并在文中举例说明。可惜木已成舟，而且治国还专程把报纸给沈老师送到家里了。等到我后来回北京去看望老师和师母时，两位老人竟然很高兴地再三为之感谢我。我怕他们误解，便解释说文章其实是孔治国改写的，标题也是他自拟的，尽管是我授了权，但发表前我确实不知道他这样处理。沈老师闻言并不在意，这反倒使我自省起来：莫非治国表述的恰是多数人的看法，我自己才是特殊？当然，无论哪一种观察都是有其道理的。那么沈老师自己比较认可哪一种呢？
世功没有自己去改文章，转而交给《中国法院》的编辑来做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编辑部想要踩那个被我认为是沈老师情感要害的人生地雷。他们和我联系，说我的原文没有涉及我认识沈老师之前的部分，编辑部对此不满足，想要补充。我回答说，须知我认识沈老师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召开、中央组织部纠正“反右扩大化”错误的时候，是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序幕拉启、从而也是沈老师走出沉冤开始他的人生新旅之时。在此之前沈老师的执教生涯大体分作两个阶段，先是为期不到十年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书经历，再是长达廿余年被剥离正常教学工作的屈辱人生。我听过多位长者谈起沈老师作为青年才俊时的意气风发，也听过多位早年有幸听沈老师授课的老校友回忆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教益，但是，我如果写了五十年代前期的沈老师，怎么跳过中间那一大段历史呢？编辑说既然是真实的历史，未尝不可表述，而且他们也找到了一些相关资料。我坚持说，作为学生我不忍触及我的老师那段屈辱人生，我也不认为那种触及真的不可或缺，倘若那样做是编辑部的确定意见，你们可以根据找到的材料作适当补充，但若仍然要以我的名义来发表文章，我强烈要求你们在发表前务必交给沈老师过目，最好先与师母联系，由师母先把一下关，看沈老师能否接受，千万不要伤害了老人。后来编辑告诉我，按照我的要求做了，沈老师和师母都未提出异议。我松了一口气，知道老人展现了宽容，但日后再见沈老师时，我们都绝口不提此事。编辑部给我寄来的刊物，尽管文章署名是我，我却一直避而不看。我不忍看。
如我在旧文中描述（当然还有许多事情并不适合写出来），即便在后来的所谓新时期，沈老师也仍然时时展现他的不合时宜。我不但经常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到他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凡冲突必以沈老师一方的理由更正确），有时候也不得不尽量设法从中或代为沟通和调解这些冲突。我知道沈老师看到了这一点，在当时或事后他也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所以从外表看起来，我尽管比导师年轻一辈，当时却并非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可能还相反。然则表面终究不是内里，或者说表面和内里本是一体，只是在特定情境之下张力不同。在那一个著名的年份，我们师生不仅深深地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彼此。
我是在1989年8月按原计划去美国的，分别在波士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出国前的两个月里，我先是尽力把赛德曼教授夫妇安全送到外地然后返回美国，把我的学生们送回家，他们中还有人到系办公室要开证明信，说暑假里要社会调查，惹得系办的老师大喊这都是什么时候了还社会调查。然后我就抓紧时间，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顾埋头把我参与承担的两个国家七五计划科研项目（“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已在进行的部分整理出来。前者一直被国家社科基金办评为样板项目，课题组和组织的学生们翻译的相关资料陆续整理编印出十几大本，还有法社会学研究计划通讯和比较法所年报。每印出一辑我都会先送给课题组负责人赵振江老师和沈老师，尽管沈老师不是课题组成员。记得是在八月初我临行前，终于把手头的一切工作都打理好，匆匆拿着新印出来的几大本材料送到沈老师家，同时也向他告别。而那时距离参加完张宏生老师的追悼会已经一个半月，那段时间我一直没有见沈老师。我们已经很长时间、可能是好几个月没有交流了。我没有想到，沈老师接过材料往茶几上用力一摔，严声发作道：都是这样的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干这个！
我呆坐在那里。我那时认识老师已有十年，还从未见过他对我发火。我当时没有被老师的激烈反应慑住，一些过去的印象迅速在脑中闪回。记得还是在1981年上《现代西方法哲学》课的时候，有一天课间休息，沈老师居然踱到我的座位前坐下来，征询我对讲课内容的意见。我不但无顾忌地谈了，而且还和老师有所争论，因为我们对分析法学和自然法学两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有不同看法。具体情节我忘记了，但记忆的基本刻痕一直提示我，那是我进北大三年来第一次在知识和理论上遇到的关于秩序意义的最强有力辩护。八年过去，我更丰富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老师。我这几个月都没有顾得上和老师交流，而以沈老师的性格，他接触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我愿意承受他这样的怒火。沈老师把火发了出来，也就好了。我们后来彼此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话。告别了沈老师，我骑车返回香山，一路都回想着老师的那句话，想解读他在那句话背后没有说出来的内心。我是沈老师的学生，我也有我的学生。师生之间的理解和不理解、被理解和不被理解，在那个风雨时期的北大校园演绎出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然而我内心确信沈老师是了解和理解我的，尽管我们那时候没有更多的语言交流。在个人气质和表达习惯上，我与导师不同，而多年的相处使彼此都对这些差别非常适应。跨出国门，我在日本东京候转航班去洛杉矶的时候，遇到一队来自台湾由中小学教师组成的亲子旅行团，交谈过后，际遇和积习终于使我将自己的内心以这样一首诗迸发出来：“初作天涯旅，负笈过扶桑。客心忧寂寞，沉吟理书箱。知君来大陆，问君去何方？闻声徐回首，淳朴少年郎。慈父身后立，双佩旅团章。自云居台北，家道尚小康。暑期同赴美，度假复观光。与君嗟幸会，亲切转凄凉。烽火连三月，泪雨早千行。大陆今何似，家小欲何将？听罢无言对，心事两茫茫。白云沉碧海，柳色绿他乡。有情结于内，有泪凝于眶。有血浓于水，手足不可伤。相别登程去，落日照舷窗。阳关一杯酒，谁人路漫长！”这首题为《东京成田机场感事》的诗，和半年后我在洛杉矶写给即将毕业的北大法律系八六级二班学生们那篇题为《枇杷与郁金香》的散文，在和沈老师后来的通信中是一起附给了他的。沈老师在1992年之前给我的几封回信，我眼下一时来不及找出来。我记得有一封信里老师很恳切地说，非常希望我能够早些回去， 但是，如果有不同的打算和选择，也能理解。
再度和导师见面已是四年后了。1993年6月，我和季卫东在应台大法学院的邀请访问台湾之后，经香港回国。正好那时在耶鲁政治系教书的王绍光也到了北京，他和刚从耶鲁做完访问学者回来的胡鞍钢要在北大附近的中科院某研究所召开一个关于分税制改革报告的论证会，也邀我参加，会场上还遇到了几位已在媒体当记者的当年北大学生，相见甚欢。会后我和绍光、卫东相约一起回北大。我们三人正好分别是法律系77、78、79级的学生，一同出现在系办公室作了一回不速之客。系领导那时刚换届，魏振瀛老师上任不久，和副主任王晨光、武树臣一起接见了我们，反复动员我们及早回来。我和卫东也去看望了沈老师（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一起还是各自去的，留待查询卫东）。经历了一番时空阻隔和转换之后，重新走进老师在中关园的寓所，客厅兼书房摆设依旧，窗外的树荫和蝉鸣依旧，人，似也依旧。那一年，沈老师七十岁了。见到我（们），老师的欣悦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言谈中所富含的那种特殊的关注、信赖、期待和尊重，令我印象很深。作为学者，沈老师依然三句不离本行，落座不久很快就把话题引向“程序”问题。我知道，应该是沈老师已读过卫东在《比较发研究》上发表的《论程序的意义》那篇长文，而且看来他还和法学界其他前辈学者为此交换过意见，有共同的问题要和我们讨论。
我把事情的因果背景向沈老师做了说明。卫东1991-92学年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在92年3月去洛杉矶开会时，顺便去了斯坦福看望卫东一家。在交谈中，我发现卫东在京都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程序的系统理论（我称之为程序主义），与我半年前在耶鲁费斯教授的讨论课上回答老师和同学关于如何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时的基本思路正相契合。于是我建议在卫东离开斯坦福以前开一个研讨会，邀请不同学科专业的旅美学者参加，从跨学科法律研究角度对中国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做整理和总结。我们分工准备，卫东负责完成专供会议讨论的工作论文，我负责联系各基金会寻求赞助、邀请各位学者和其他会务工作。卫东在斯坦福法学院的图书馆写作，图书馆的电脑未装中文软件，他每天把完成的手稿邮寄到耶鲁，我打印出来再寄回去。我们是6月在洛杉矶开的会，与会者还有周其仁（经济学）、甘阳（思想史）、崔之元（政治学）、王友琴（文学）、胡平（哲学）、孙红（法律史）等人，以及一些美国学者。也邀请了王绍光和朱苏力，二人因时间不便未能参加。会议上讨论交流得很充分，效果也很好。卫东会后把论文寄给了《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张志铭，以简缩版发表，之后贺卫方又以完整版发在他主编的《比较法研究》。
沈老师和其他前辈学者，对我们二人以及这些年在海外形成的理论学术观点都很看重，但是也有一些疑惑不解，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总结，问道中国法律的症结果真是在于程序问题么？我除了略述“程序主义”的内涵意旨以外（卫东的论文已经把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好），大致地回应说，我们并不是在程序法、诉讼法的意义上讨论程序问题，而试图通过跨学科的整合角度以程序为中心看待当代中国的法律和社会运动。我给沈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两年前我在耶鲁上过一门很有意思的课，是费斯和埃里克森两位左右对立的著名教授共同主持为时一个学期的seminar，课程名为《民主还是资本主义》。在以中国为案例讨论时我不得不发言，我说如果观察这些年中国出现的具有明显影响和实质性意义的理论或思潮，按照对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不同逻辑关系可以用二维框图表示，分别是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老师和同学很感兴趣，追问我自己更赞同四者中哪一个，我当即在黑板上的四框图中心画了一个圈，说作为法律人我克制自己对实质性理论的偏好，我只能赞同这样一个中心。老师和同学又追问那个圆圈应该叫作什么主义？我说如果非要名之以主义，那就是程序主义吧。如果要找出中国法律的症结，并不在法律内部，也决非法律人能够独力解决。法律人需要设计并说服社会接受作为选择程序的法律，也就是作为选择的游戏规则，如何使game players 进入后就不能自拔。我记得，沈老师听时若有所思，几度颔首。
那一年以后，主要是由于我自己的身体在很长时间内出了问题，就一直没有再回国见沈老师了。1998年8月间，卫东回国后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北大法律系要举办沈老师执教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要求每个学生都写一篇纪念文章，编辑文集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电话中卫东的语调热情兴奋，传达的事件也意义隆重，我不敢怠慢，认真完成。文稿也给一些在美国的友人和学生看过，他（她）们都喜欢，说写得既深情又深刻。我在后来的附识讲过当时的情况。我是按照我对于类似题材文章的常例去写的，我本不情愿把我和老师个人之间的过从公示于人，可又想不出其他写法，只好勉强为之，还假定大家都会这样写。等到后来收到编印出的文集，我才发现别人提交的都是学术论文。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很糟糕，既不想成为与众不同的特例，也不愿和不确定的读者分享本属作者和导师私人的信息。于是我只好期待这样的学术性纪念文集不会有多少读者，此文也就不至于引人注意。果然后来一直都很平静，除了偶然地听到春鹰那句评论以外。然而，就在我决定回国教书之前的2006年夏天，我突然发现文章出现在国内多家网站上，甚至像“中国农村网”这样看似无关的网站。我的第一反应是删除，却又不知道该找谁交涉，真叫做望洋兴叹。
我是在当年年底回国的。回去以后，才发现事情与我自己的感觉差别甚远。陆续见到的很多年轻一代的学者，见到我几乎都要提及这篇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文章。这使我觉得，当一个出土文物也是有价值的，被我看作与导师之间当年互动的一些个人信息，也成为他们眼中有意思的“学术史材料”。其中关键的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孔治国。治国当时兼职《法制日报》理论版编辑，打了好多次电话到武汉辗转找到我约稿，还专程去了沈老师家。老师和师母听治国说我回来了，殷切地再三叮嘱他转达思念。此后治国再打电话就不谈文稿了，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催我尽快去北京见沈老师，他说实在感动于老师和师母听到我回国消息时的强烈反应，真受不了老人那种发自肺腑的殷殷之态。我想象不出老师和师母是怎样的表现，却也不好向治国多问什么，因为相形之下我深感惭愧。治国每次来电话都一再地说，你快去吧，你怎么还没去啊。可是我毕竟工作在武汉，寒假中在美国又生病住了医院，病愈回国后直到春天才有机会去北京。
那是2007年的五四校庆。我事先给师母打电话约好时间，辗转来到沈老师远在西二旗的寓所。十几年的岁月又过去了，我已是知天命之年，老师和师母也自然都老了很多，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师母对我介绍说，沈老师退休已久，身体还好，但是不运动，以前在中关园时的散步习惯也放弃了，因为住在高层，环境又陌生，所以基本上不下楼，怎么劝都没有用，又因为离城很远，外出也不方便，也就极少出门，前些年有过一次中风，大体上恢复得不错，只是头脑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可是我在和沈老师的交谈中，却一点没有感觉到他的头脑有任何不清楚，除了说话稍微慢了一些，气息明显弱了一些，其他都和八十年代的状态差不太多。师母笑说，这是因为他看到你来，高兴的，过一会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师母还告诉我说，沈老师知道我要来，早就做好了准备，一直期期等待着。师母的话让我心里更增惭愧。
沈老师引我进了书房坐下。他先是问我怎么去了武汉。我回答说，罗玉中老师2001年应周济校长之邀到华中科技大学创建法学院，然后几年来一直通过我的舅兄转达邀请，希望我回国后去那里工作。沈老师听罢惊诧道：“罗玉中怎么可能到武汉去了，他不是还在北大吗？”我说罗老师的人事关系还在北大，在华工只是做特聘教授，现已卸任，我也是特聘，不算那边的人事编制。接下来沈老师又连发几个问题：你这次算是彻底回来吗？回来是真打算长期教书还是有别的职业选择？你爱人有没有回国工作的计划？我说当然是彻底回来，实际上前几年儿子上大学后我就开始联系回国的事，因为发生非典，没有回成；现在他大学已毕业，我也就完成使命回来了。我爱人目前还没有回来的计划，她所在的实验室这几年还离不开，因为我是一个人回来，所以到哪里都一样。我回来就是教书的，从进北大开始，我这辈子就没打算干别的，我“enjoy teaching”，这一点毫无疑义。沈老师得到我这些答复以后，马上说道：“那好，我对你有两个希望或者说要求，一个是你要回北大，去找法学院和学校谈；另一个是你要把当初的在职博士完成，去找研究生院谈。”然后沈老师把早就摊开在案头的《中国法学家名录》指给我看，书页就翻在“沈宗灵”词条，在指导的博士生名录上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我心里一阵感慨，这才明白沈老师为我来访做好的准备就是这个。
我对老师说，这两件事都很难办到。北大的博士资格据说最多保留八年，我已经远远超过了。回北大工作也是有各种硬性条件的，我的情况已不符合。沈老师马上说，吴志攀和朱苏力都是你的同学吧？找他们帮助解决不就可以了吗？我说无论学院学校，处理这些事情都是有既定规则的，他们不可能逾越规则，我也不想给老同学凭添这种麻烦。未想到话音刚落，沈老师就激愤地大声说道：“不要说什么规则、什么规定！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有人有关系，什么事都可以办成！哪里还有什么规则规定，那些东西全是假的！你一定要去找他们谈，我要求你回北大！”面对老师这样激烈的反应，我心里感受非常复杂。我当然感动于老师对我的深挚关切，也不能不感慨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何等彻骨的改造，才使我们的沈老师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凡是了解沈老师的人，或者进而说，凡是读过我那篇记述沈老师旧文的人，都不难体会，这样谈论规则的话从沈老师嘴里说出来，是何等地令人惊心动魄。
接下来我们又说了些别的，不过话题还是与我回来教书不脱干系，因为沈老师关心的只是这个。老师问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计划，我说目前还没有，我回来之前就跟那边说好只是教书，别的都不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无意做。沈老师问为什么？我说原因在于我自己的心态，我是“no vision, no passion”，既无愿景，也无激情。这个回答让沈老师沉吟半晌。他反复追问并和我辨析了几番以后，显然感觉到问题的复杂和沉重，于是放下了。我注意到老师案头上还有一本翻开的英文书，问起来，才知道沈老师每天依然是把读书和翻译作为生活内容，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出版的荷兰学者克尔兹的《当代比较法》，因为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的欧洲现实，所以沈老师从北图借来阅读，而且边读编译，已经差不多翻译一半了。我对老师说，您如果以后不译了，我来接着做剩下的部分吧。沈老师说他只是随手译的，习惯而已，并无出版意求。我后来有一首题为《西二旗访沈宗灵老师》的诗，记述了这次拜访，是这样的：“吾师唤几回，治国忍相催。入座人三问，饮答茶数杯：激情逐逝水，愿景化尘灰。惟作舌耕乐，江南可赠梅。”
同年暑假结束后，我从国外回来路过北京，又去西二旗看望老师和师母。因为夏日悠长，那次还在老师家吃了晚饭。也就是在吃饭时，师母发出了我前文提到的那番感慨。记得师母还跟我抱怨了一回沈老师，事情的起因是前几年学生们为沈老师八十贺寿，安排在饭店聚会， 在那样的场合沈老师居然从头至尾一点应酬话都不说，让师母觉得很难堪，生怕学生们有误解，对不起学生们的好意。我不知道师母在那之后是否对别人谈过这件事，但显然这个感觉她已经憋了很久，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还带着情绪。我听了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反而觉得有趣，这才是我熟悉的沈老师，这样的性格才具有美学价值，无论外面的世道人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怕垂垂老矣都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本色。我大笑过后对师母说，您是最了解沈老师的人了，您当然知道老师拙于社交，他说不出来那些应景的客套话，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内心不理解不感谢别人，他有自己的方式。这一点学生们也都了解，否则他就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沈老师了。他要是在那样的场合突然改变了自己，言行举止像别人一样，那大家反而都会吃惊和不习惯的。所以，我相信学生们都不会有误解，都会从内心爱戴沈老师。师母很欣慰地接受了我的解释，她知道我说的话确实在理。我也有一首浣溪沙词《暑假归来将赴武汉再访沈老师》，记述了这次拜访：“正是燕山处暑时，一年两度见吾师。庭园风寂柳垂丝。 几畔读心谁感慨，窗前格物我沉思。夕阳无限又归迟。”
次年，也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前，我第三次去西二旗看望沈老师。这一次见面时，师母情不自禁地跟我提到，沈老师年初就满八十五了，可惜没有好好过一下。我听了顿时觉得心里狠狠一坠，深深自责。沈老师生于1923年2月，我印象里正好晚于梁启超先生五十岁。2008年2月沈老师是八十五周岁了。我上个冬天在武汉生了一场大病，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寒假时还没有康复，因此没能出国和家人团聚，也没能回北京，而是去广东东莞的朋友家里度过的。我对师母说，是我们失职了，不过不要紧，以后还有机会的，中国传统是男过虚女过实，沈老师八十五寿辰应该是去年二月，接下来后年就是八八“米寿”，然后再过两年就是九十大寿了，我们一定为老师好好庆祝。师母说米寿就不讲了，就希望沈老师能活到九十岁。我连忙说那肯定能的，我看沈老师的身心状况都不错的，而且他的体型和生活形态都是长寿型，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多少还要锻炼一下，延缓衰老过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留心于张罗沈老师的九十寿了。2012年2月23日，距这个日子还有三年半，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老师也要努力配合我们，圆了师母和学生们的这个心愿。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就没有再去北京看望过老师和师母了。原因挺简单，也挺特殊。我回国后在华南理工葛洪义那里做讲座时，认识了他的一个学生陈睿，陈睿后来又到浙大跟孙笑侠读了硕士。这个年轻人和我很投缘，邀请我去湛江家里去过，他父亲还专为邀宴宾朋认了干亲，这样我在国内就有了一个“儿子”。陈睿2009年报考清华王晨光的博士被录取了，于是我就委托他代表我常去看望沈爷爷和奶奶。陈睿第一次去之前，我给老师和师母打电话作了介绍，他自己还用手机通话加短信给我现场直播。老师和师母都很喜欢这个自称是我儿子的乖巧年轻人，当然沈老师也没有忘记从开始就认真告诫他“莫学法理”。自此陈睿经常保持和师母的电话联系，也多次代我去问候两位老人，及时向我通报沈老师的情况。这样一直过了两年。2010年12月我在上海参加北大校友会，见到了刚从北京回来的李清伟，清伟告诉我，他去见了沈老师，还开车带沈老师出去吃了饭（我后来才发现我对沈老师的了解有这一大盲点而不及清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清伟也像四年前的治国一样转达老人的思念，再三强烈地催促我去北京看沈老师。我于是明白，我的安排是有些一厢情愿了，对老师来说，陈睿虽然可以代表我，却不能代替我，即便是以儿子的名义。我告诉清伟，我马上要去美国，待回来后尽快去北京看沈老师。我们还商量了一年后将要为老师祝贺九十大寿活动的各项准备事宜。
三个月后，我应罗豪才老师之约到北大开会，让陈睿打电话探询师母，是否方便看望沈老师，陈睿告诉我两位老人患了感冒，但还是很欢迎我们去。此时我原来在华工的学生赵冬已进清华读博，而且也已跟陈睿一起拜见过沈老师了。这次我们一同前往。沈老师和师母已经在一年前搬了家，新居在亚运村附近的惠新西里，仍是高层，但距离比原来的西二旗近了许多。我跟沈老师谈了几件事。一个是在不久前的上海校友会上见到了我原来在北大的班主任吴撷英老师（北大法律系1955级学长），他现在是上海校友会的并列主席，吴老师托我转达问候。沈老师回应感谢，还问吴老师情况怎样。另一个转告也来自上海校友会，也是并列主席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国平（1956级学长），在会上发言时特别回顾说，当年在北大上过的课印象最深获益最多的，就是沈宗灵老师讲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我这才知道，原来这门课不是文革后才从我们77、78级学生开始的。沈老师听后略显欣悦，笑着说很感谢他这样讲。还有一个是我来北京之前见到沈四宝时听到的消息，芮沐先生去世了。沈老师闻言一愣，过了好一会儿才表达不满说：这么多年的老同事去世了，领导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下，让我们表示悼念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和师母都说，可能是在网上发消息了。不过我记住了沈老师的这个反应，并且随后在北大开会时转告了在场的罗豪才老师和法学院领导。
我这次去老师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和师母商量一年后为沈老师贺九十大寿的事情。我知道沈老师不会轻易赞同这样做，所以在谈话时比较注意回避他，师母也以为沈老师听不到我们说什么。可是我每次造访都使沈老师心情高涨，感官也因之比平日警觉得多，居然事情没有瞒得过，沈老师突然插话了。他说了几个反对理由，我也适当地解释了一下。这件事也就此打住了，考虑到老人感冒，我们没有坐多久就告辞了。师母很希望我能多来看老师，说每次来访都会使老师之前很期待、之后很欣然。这些话，说得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知道，我们师生都在彼此的生命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痕。老师给我留下的，更多是丰富深刻的教益；而我给老师留下的，又是什么呢？我也有一首卜算子词《亚运村见沈宗灵老师》记述这次与老师的见面，词的下阙是这样几句：“散木放骸形，法理终堪用。默默回声几度闻，心曲听弦动。”这里是有好几个出典的，显然。回家以后，我又给师母打了电话，仍是说老师九十大寿的事情。我还安慰师母说，听清伟讲老师家前段时间出了意外，我在武汉也几乎同时出了同样的事，我们这一对师生真是当得太有缘了。
然后，匆匆地又是大半年过去了。去年十一月间，我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开会，此时陈睿已在日本东北大学，我叫上赵冬一起去看望沈老师。沈老师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看来都挺好的，这次我们坐的时间久一些。由于寿辰将近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师母谈好祝寿的事。师母告诉我，张琪已经就此事来过，但是沈老师明确反对操办，学生们也了解沈老师的个性，怕他到时候真的拒绝出席，所以感到为难。我听了以后，觉得需要跟老师讨论一下反对的理由。沈老师于是讲了几条，大体还是上半年对我说过的那些。第一条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困难还很严重，现在去饭店搞活动不应该也不合理。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啊，现在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出口下降居民消费意愿不高，我们一大堆人去饭店是拉动内需为经济做贡献呢。第二条是祝寿活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必要搞这种形式。我说必要性和实际意义应该由自愿参加者来确认，学生们都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祝贺与感谢，您应该允许啊。第三条是大家都有工作有家庭有各自忙于处理的要事，让这么多人挤占工作或休息时间来祝寿是很麻烦的事情，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也会勉强。我说您怎么知道学生们是这样想呢？据我所知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个活动，希望有这样的聚会，而且我们会尽量安排得少花时间。沈老师没有再表示反对。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被说服了，说服沈老师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可以判断他不再那么强烈反对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谈话时沈老师的情绪一直很好。
沈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新版旧译马里旦的《人和国家》送给我们，书是一个年轻编辑送来的，他和师母都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此书原为四十年前沈老师以化名在商务出的内部发行版，不知何故现在被法制出版社重新刊行。赵冬看到书页上责任编辑周林刚的名字，说是他的同学，可以代沈老师去了解情况和处理相关事务。我说我与商务馆的法律编辑还有约，我会询问一下以前该书的版权问题怎么办。我告诉沈老师，昨天开会时见到了潘汉典先生，潘老和我细说了五十年代与沈老师的交往并托我转达问候。我还讲了上个月去台湾大学开会和交流时的情况，台大法学院的几位法理教授都很推崇沈老师，在讲座时向同学们特别介绍了沈老师的学术工作。趁着在场气氛和沈老师的心情都很好，我提出请沈老师在赠书上签名并且合影。我知道这是沈老师从来都不愿做的事情，可是我也明白这样的机会只能越来越少了。师母也使劲从旁动员，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我对赵冬说，你今天可大有收获，实在太幸运了。就是在这最后的一次乐谈中，忘了讲到什么事的时候师母脱口而出说，沈老师平生最大嗜好是爱吃，所以他们喜欢下馆子。我闻听此言一愣说：啊？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沈老师还是个美食家呢？我倒是有几次陪同外宾赴沈老师家宴的记忆，例如铃木善幸教授和赛德曼教授夫妇。
临别前我告诉师母，我会先去这里小区附近的几处营业设施察看一下，如果条件和环境好的话尽量就近举办庆贺活动，避免在冬天出远门。我也会联系张琪，把今天的安排转告他，委托他们具体筹备。我们最初设想有三个贺寿项目，一是师生聚会，二是出一本纪念文集，三是成立一个学术基金会。尝试过劝募的可行性，前景比较乐观。但是后来看到沈老师对祝寿活动的反对，认为基金会之议绝对是无法被他认可的，所以取消了。我们先聚会，然后根据聚会的情况决定是否出版文集。离京前我给张琪打了电话，张琪还是对沈老师的态度很有顾虑。我说，师母和我们大家都愿意有这个庆贺聚会，沈老师的儿子女儿两家到时候也要专程回国参加，到时候师母全家人都会用最恰当有效的方式来做沈老师的工作，相信沈老师会理解学生们的心意，会愿意和我们一起其乐融融。我说我可以担保。接下来，显然在张琪的安排下，我们开始陆续从北大法学院收到以短信和邮件发来的有关通知。寒假里尽管我在大洋彼岸，也陆续听到了大家都已准备好束装就道的消息。华枝蓄春待满，天心有月将圆。恰恰就在此时，沈老师离去了。老师走得突然，我听老师的女儿说，也走得安详。或许，沈老师终竟是遂了自己的初衷，他莫非就是要以这样一种最不能违背和质疑的方式告诉我们，尊重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意愿、选择最“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纪念？
我知道这种有意义的形式对我来说是什么，我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早已确定在生命内里的选择。To be a good teacher，做一个好老师，尽可能像沈老师那样认真和负责任的老师。沈老师年长我三十岁，三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北大真实地程门立雪，紧张地备考沈老师的研究生。三十年来，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无论时空场景怎样戏剧性大幅度转换，我和导师的精神生命彼此交互很深。在和导师最后的一次见面之前，我去过台湾，在新竹清华的校园里，我在黄昏中寻访梅园。站在梅贻琦先生墓前，每一个身为教育者的人，很难不想起他的那句名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我离开北大的教职，以公文手续来算，已经二十年了。这些年几次回母校，感觉也越来越陌生。昔日错落有致的美好燕园，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大楼挤占得日渐局促，相应地，同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心中的一代大师，也逐一伴风远行。终于不可避免地，这一次，和我有着最切近最重要关系的沈宗灵老师的名字走进了沉重讣告，融入了苍茫背景。这个事实使我切切地感知，我和母校之间最重要的那一脉联系于焉消失。当然，它也使我再一次向自己确认：我在母校所得到的诸多无限宝贵的精神滋养中，最宝贵的灵魂结晶、最富有实质意义的人生价值，来自于我亲爱的导师。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北大，就是我的沈老师。
2012年2月17-18日匆匆写于美国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