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1891—1981)一度也曾是风云人物，但现在知道他的人却已寥寥。他于1927年开始弃文从政，历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武大校长等职。1949年随蒋介石到台湾，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中研院”院长等职。1976年辞职引退。1981年逝世。

崇阳之子

王世杰，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父王步瀛，经商业屠，富甲乡里。王世杰五岁入私塾，生赋异禀，敏而好学，深得业师周子熙(西)赞许。清室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他刚十岁出头，由家里佣人带着步行到省城武汉考学。途经咸宁一商号，于门前休息，老板见他小小年纪就去应考，出于好奇出对子考他。老板出上联:“小孩子三元及第”。王世杰随口对答：“老大人四季发财”。众人见之，交口称赞。之后，王世杰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学堂。由于在校成绩出类拔萃，得到两广学政梁鼎芬的激赏。当时两湖制台张之洞闻他才华横溢，召见了他，并问他的志向是什么。王世杰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穷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张之洞十分欣赏，赐他为举人。王家老屋上有块横匾“五经魁”，署名“王世杰立”即由此而来。小学毕业后，王世杰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1911年考入北洋大学冶金系。辛亥革命爆发，王世杰拥护革命，辍学返武昌投身起义，任都督府秘书，参加了守城战斗。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世杰受命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省支部。因见鄂省政要与袁世凯勾结，他脱离政府，出版《经济杂志》，以策划二次革命。次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英留学，191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19年参与巴黎的中国工人、学生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应蔡元培之邀执教北大，兼法律系主任，讲授《比较宪法》和《行政法》。1922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又与胡适、陈源等创办《现代评论》。

王世杰主要著作有：《比较宪法》、《宪法原理》、《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以及与罗家伦合作选编的《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等。

王世杰长期在外求学、工作，一生只回过故乡两次，但不忘桑梓，眷眷为怀。特别是在他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凡见到家乡有什么困难，只要在不违反原则和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会想方设法予以帮助。

1925年，崇阳县自立夏后大旱无雨，持续三个月，大河断流，田地龟裂，庄稼枯焦，颗粒无收，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一时饿死了不少人，惨不忍睹。身在北京的王世杰闻讯后，找拜把兄弟、时任湖北建设厅厅长的李介如借了一笔巨款，寄回家中，让父亲从江北买回两船大米，三船大豆，计有三万斤之数，在县里赈灾救民，使不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贫民得以缓生。这笔钱直到抗战开始前王世杰才还清。1934年，家乡又遇大旱，王世杰东借西挪，买了一批大米，让其父在花凉亭和白霓桥两处开设施粥点，凭票供应。据当时设计、印刷粥票的王文藻回忆，票上盖着“王寿春”字号的图章，由村人孙香谷发放。此义举深得故乡人民好评。

1937年抗战爆发，崇阳面临战祸，又逢疟疾横行，天灾人祸夺去不少人命。王世杰将平时所得的版税和积蓄，在南京通过私人关系购了一大箱奎宁丸，派人送回崇阳，请他堂弟王怀谨发给乡邻患者。并嘱托：凡王姓患者一律免收药费，其他患者只收成本费，作为王怀谨的报酬。并再三叮嘱，“万万不能多收一分钱，藉以牟取暴利”。崇阳沦陷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老百姓买不到盐。家境好一点的熬硝盐吃，从粪池周围地下挖出的地皮土和老陈砖土中提炼。此盐有毒，明知吃了会得病人们也得吃。也有的人用辣椒粉代替食盐，患病的人越来越多。王世杰于1940年通过各种渠道在重庆弄到20万斤盐，运回崇阳，交由当时崇阳县政府盐务局的甘楚臣，要求其平价发售。崇阳沦陷后，农民有家不得归，颠沛流离。雪上加霜的是，当时驻扎在湘鄂赣边区的三十集团军司令王陵基趁火打劫，令崇阳县额外缴纳20万斤军粮。族人王镜远给王世杰写信求援。王世杰将此情况向九战区总司令、湖北省主席陈诚(王陵基的顶头上司)反映，最后由陈诚出面，免除了这20万斤额外军粮。

1945年抗战胜利，王世杰回到久违的家乡，见到的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回到南京后为民请愿，有关方面把崇阳1945年的公粮任务免了。

王世杰逝世后，其客居美国的侄儿王德芳遵叔父遗愿，于1985年寄回一笔款项，在故乡崇阳回头岭修建了一口饮水井，并在井边立一石碑，刻有“敦睦饮水井”五个大字。字简意深，既有饮水思源之意，又有热爱祖国、怀念家乡之情；亦表达了“祖国要统一，亲人要团聚”的炎黄子孙的共同意愿。

书生本色

王世杰身材矮胖，圆圆的面孔，戴一副眼镜，很有学者风度。夫人萧德华(音乐家萧友梅之妹)比他要高过一个头。有次王世杰访美归来，夫人去机场接他。王世杰正要从飞机扶梯走下，中央社记者大叫：“‘开麦拉’快！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众人大笑。王世杰也不介意。他做人向来严肃。据说在外交部长任上时，部里的下属都很畏惧他。他一进外交部大楼，各司局办公室立刻鸦雀无声，他前脚刚走，大家便开始谈笑风生。初识者以为他“道貌岸然”、“摆架子”、“官僚气”，相处久了，便发现他的“一本正经”是内外一致的表现。

作为书生从政的王世杰，一直未改书生的本色。“严谨、清廉、谦逊，并主张自由主义思想”。那时的学者一般喜欢“问政”而不“参政”。王世杰却“参”了，而且参得深。有人认为：“王世杰参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热衷于当年的国民参政会，“参政会提供了一个间接的代议制雏形，也为他提供了一块施展夙愿的试验田。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的性质、人选，到起草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法令，以及扩大参政会职权等种种努力，都浸透了他理想主义色彩。”他反对共产党的宣传，也反感国民党压制舆论、禁锢思想。他曾说：“(自己)将写一书，表彰黄梨初反对君主制主张法治之法。”耐人寻味。他与中共高层多有接触。在他主持起草的文告中措辞比较“理性”，对共产党从未使用“共匪”字样，在和人谈话中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统称“先生”。

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王世杰的见解有时会影响蒋介石的决策。如1944年冬，孔祥熙为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向蒋介石提出征收人头税，美其名曰：“国民义务劳动税”。蒋介石把此提案批转到参议室。由于王世杰极力反对，这一提案最后被撤销。在用人问题上，他也能打破门户之见。他是留欧的，而杨振声、钱端升等是留美的，他曾推荐他们做教育部次长候选人。他还主张“不能专取材于中央委员或本党党员，而须向党外破格用人”，显示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

王世杰在武汉大学时，选用教授都是量才而用。他不滥用私人关系，连行政人员也搞公开招聘。到教育部长任上，重用与其无私人关系的雷震即是一例。他的家族侄孙辈有二三十人，他只荐用两人，也未重用，以致招来族人的一些非议。

王世杰是国民党大员中公认的比较廉洁的一位。他不烟不酒，也很少看戏或出入娱乐场所。他生活崇尚俭朴，反对铺张。抗战期间，有次夫人萧德华娘家来客，夫人本以为王世杰中午不回来吃饭，便办了较丰盛的一桌酒菜，没想到偏偏被王世杰撞上。送走客人后，他狠狠数落了太太一番：“我们应该把眼睛往下看看。”在重庆时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杰见米好吃多了，问怎么回事。夫人说她把米又加工了一次。他一脸严肃：“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糙米也来得不容易，人们都能吃，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吃？”在单位，王世杰从不搞特殊化，上下班有专车他不用，步行。一次，下班晚了，秘书派轿夫去接，他也不肯坐。上面给他配一厨师，他谢绝：“萧夫人完全可以顶替，我们应该为国家节省一份开支。”王世杰对子女要求也严格，对他们提出“五要”：“品行要端正，求学要勤奋，恶习要戒除，交友要谨慎，生活要艰苦。”他不以权谋私。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按成绩只能以旁听生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当时中大校长罗家伦是他的下级，又曾是他北大时的学生，有人提议他为儿子说一下情，但王世杰坚决不允。

重庆岁月，公教人员生活困难。王世杰的堂侄王德晃家中人口多，入不敷出，便想在重庆夫子池国民参政会旁边开一熟食店。王世杰知道后立即警告：“公务人员不得经商，这是一条法规，你要做生意，就得辞职。”王德晃迫于生计，为做生意真的辞职了。王世杰嫉恶如仇。他有个堂哥王世英，爱好吸鸦片，在湖北潜江工作，因贪污被革职。王世英三番五次哭着要求给他找一份工作，王世杰一直不予理睬。

王世杰虽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某些方面却很传统。次女王秋华在美国留学时与一美国青年恋爱，都已经准备结婚了,他知道后写信问道：“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你难道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吗？”这一句话害了女儿一辈子，女儿秋华终身未嫁。那个美国青年竟也终身未娶。

在官场上，他恪守原则，不阿谀曲迎。在教育部长任上时，当时的国民党大员居正为其朋友陈时说情，要求王世杰把陈时办的“私立中华大学”改为“国立”。王世杰坚持原则，拒办。以致后来他与居正、陈时结成冤家，成为政敌。

早年王世杰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期间，有不少同人在多所大学间奔走兼课，以改善生活。王世杰却静心坚守北大耕耘。因他是宪法权威，一度被国立政法大学请去讲授法学，他教了一年多，却谢绝酬薪，分文不取。

王世杰是学人从政，既受蒋介石的重用，又置身于各派之外，处境尴尬。他两任宣传部长，却不是中常委。《中美商约》本是宋子文、宋美龄定案，蒋介石支持的，最后受众人指责的却是王世杰。

1949年，王世杰随蒋介石逃台后，由外交部长改任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1953年11月他因“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被究职查办(擅自批准政学系同人吴国桢购外汇12万美元)。此事颇多非议，有人评说是“蒋介石此举旨在打击政学系势力”。“中研院”他的一位老部属说：“雪公的气质尤不宜于官场生涯。官场的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真实的原因却可能是王世杰针对台湾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对蒋经国大权独揽多有批评，与蒋氏政权不和。6年后，王世杰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他增设物理、经济两个研究所，促进了台湾与世界的文化学术交流；在各重点大学成立了数、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并广筹经费、充实设备，改善科研人员待遇。王世杰八十七八岁时，仍不时地去他的“中研院”参加学术活动，像一位普通学者一样，听名流们演讲，指导工作。李国鼎在追忆王世杰的文章中说，王世杰主持对外科学合作近15年，对台湾的“科学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贡献。”

王世杰自上世纪30年代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他十分关心古文物的保存和利用。鉴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只限于保存，不便于欣赏的缺憾，他于50年代提议成立“特别出版小组”，由他主持、选编出版了《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两书，使“中国画不只是有闲阶级消遣岁月的良伴，也是现代忙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粮。”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世界性交流，早在1935年他就促成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61年又组织台北故宫文物赴美展览，让全世界一睹中华文化的风采。

倘说嗜好，王世杰只有一件——收藏字画。他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全用在庋藏古字画上。王世杰亦喜鉴赏，他觉得鉴赏古文物能扩充知识，增益涵养，陶冶性情，提升品位。更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他将毕生精心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 以及宋元明清的沈周、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世杰逝世后，陶希圣在诔词中云：“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事’雪艇先生谓欤！先生勇于著作，怯于辩论。讲学忠于法而依法为政。居安不苟一笑，临危不辞三命。”一位他50年前的老学生说，先生当年的演讲内容大多忘光了，只记得他慢吞吞讲的两句话：“希望你们毕业之后，希望你们每天要抽出一小时来读书，每月要拿百分之一的收入来买书。”

魂牵武大

王世杰一生涉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和法学多种学科，历任民国的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但他留下遗嘱，死后墓碑上只镌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

1929年1月5日，武汉大学隆重补行开学典礼，王世杰时为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代表教育部莅临祝贺。他在祝词中说，要办好武汉大学，使其能够真正履行传播知识、提高深邃学术的使命，必须要做到四点：经费独立、完成新校舍的建筑、教授治校和选择教授并提高其待遇。

是年5月，王世杰正式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前他在教育部，说关于武大“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上任之初，他即表示：“留校一天，当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决不敷衍于苟且，空占其位置。”在全校师生欢迎他的大会上，他提出创造新武大的5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独立”、“良好教授”和“严整纪律”。

在上述5个条件中，王世杰把“巨大的校舍”作为首要条件。走马上任之后，他便积极奔走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和新校舍的建设中。

新校址圈定了，由于地方政府不积极合作，加之一些“群众”的刁难，王世杰伤透了脑筋。兴建新校舍要修路，必须动迁一些坟墓。当时民间迷信风水，坟主们联合起来向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武大迁坟修路。负责武大迁坟的叶雅各教授曾留学美国，年轻气盛，认为这是迷信，率数十名工人一夜之间将有碍修路的坟全部挖掉。坟主“愤而上诉，事情闹到中央去了”。所幸王世杰上下求索，多方奔走，才逐渐将此事平息。孰料，兴建校舍时要迁武昌豪绅家的坟冢。豪绅们依人仗势向教育部、湖北省政府捏词呈诉，并寄发大批恐吓信给王世杰，更有甚者当面恐吓王世杰:“如果强迫迁坟，我们就不保证你王世杰的人身安全。”声言“王世杰如果挖我们的祖坟，我们也要去崇阳挖他的祖坟。”面对各方压力，王世杰以惊人的胆魄据理力争，一面不妥协、不退让，一面又多方沟通、求援，直至请行政院长谭延 下训令令饬湖北省政府，才把这豪强坟主们掀起的反迁坟事端平息。迫于无奈，王世杰被旧军阀石星川敲诈去5000元。

迁坟风波平息，王世杰又为建校舍经费不足犯愁。他不得不亲赴上海找宋子文。迟到的宋子文以一句话打发：“一个钱没有。”王世杰再度进京，求见行政院长谭延 ，好歹“才算是解决经费上二分之一的难题”……

经过两年的努力，美轮美奂的武汉大学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旁、碧波荡漾的东湖边屹立了起来。

硬件有了。在聘用教授上王世杰的原则是要有学术成就，而无门户之见。教授中，国民党员极少，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居多，兼容并包。连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也聘，允许他们讲授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王世杰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唯此，当年武大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等等。

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他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他最喜欢给青年题的词是：“择善固执”。

1933年，王世杰升任教育部长，武大校长由王星拱接任。他在离别讲话中说：“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来我们百余名教职员与数万名同学共同扶植与共同爱护的这个大学，必须继续努力。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要引以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到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人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人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

1938年秋，日寇逼近武汉，武大已迁四川乐山，武汉笼罩在一片惶恐之中，国民党党政大员纷纷撤往陪都重庆。有一位要员于某天晚上悄悄来到珞珈山，独自“伫立珞珈山头，俯视着山下这片曾经为之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巍巍校舍，想着它即将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开。”——他就是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珞珈山新校舍的奠基人王世杰。

武大校史中对王世杰有中肯的评价：“王世杰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致力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制定了发展蓝图，四处筹集经费，严格遴选教授，要求师生有严明的纪律，养成良好的学风，支持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注重发展科学研究，提出大学‘总理纪念周’要增加学术演讲。”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武大学生纷纷要求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百般阻挠，并逮捕了一些学生。王世杰为此两次找何交涉，促使他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并放行两三百学生乘船到南京。

王世杰运用自己的影响，并通过南京的罗家伦等做工作，使武大的学生请愿团在南京游行和与蒋介石对话时，基本上体现了“克制精神”。同其他大学相比，颇有“秩序”，也未参加焚毁《中央日报》行动，因此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关注，认为王世杰“办学有方”。这与他后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不无关系的……

据王世杰在海外的子女们回忆，晚年的王世杰常在花园中轻吟苏东坡的《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

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

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盏凄然北望。

有一次，当他读到《定风波》的末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后，不禁泪如雨下。

王世杰到台后，对武汉大学仍情深意笃。为寄托他对武大的思念，他刻了一方“东湖长”的图章，一一钤在他所收藏的名贵字画上。他生前曾对家人表示：其所珍藏的书画日后应移赠武汉大学保存(这批书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东湖长，勿相忘。

武汉大学也不忘老校长王世杰，在美丽的校园内为他立了一方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