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江平编著的《罗马法基础》

最早开设罗马法课

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恢复招生,我自告奋勇地开设了“罗马法”,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选修课之一,北京政法学院是全国开设罗马法最早的学校。

为什么我主张要设立这门选修课呢?我认为通过罗马法,可以使学生了解大陆法或者说私法的“根”在何处,可以了解私法是如何起源,演变并发展至今的。

对于我们的学生,罗马法我不会讲得很细。但我总是会跟学生讲到罗马法律制度的根源,这是最重要的。我试图给学生们留下这些印象:现代民法的一些基础,在当时罗马法中已经成形了,也就是说,罗马法奠定了现代民法的基础。

由我来讲罗马法,也算是历史巧合,有点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意思。我本不是研究罗马法的,对罗马法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只不过是当时需要开设这门课,而确实又无人去讲,我就大胆地把这项任务包揽下来。

当时,不光社会上,乃至对于法学界而言,罗马法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且法学界人士对罗马法也是知之甚少。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问我教什么课,我说罗马法,他竟然听成是“骡马法”,惊奇地问,“你们骡马都有法律管啊?!”好在当时,还有一些民国时期的罗马法书籍,可以作为我讲课时的参考资料。罗马法这门课,我前后讲了很多年,即便在担任行政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也仍然给本科生讲这门课。一直到1991年我担任博士生导师,才停止给本科生讲授罗马法。

但这个罗马法怎么教呢?应该说,当时开设罗马法,多少还有些条件。因为我们国家在三四十年代,国内已经有了一批研究罗马法的学者,像黄右昌,陈朝璧等,他们的著作基本上都流传下来了。而除此之外,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也上过罗马法的课程,尽管学得不是很好,其中有些东西也不见得能够完全领会,但多多少少总算知道一些。而且,手头当时正好有一本俄语版的《罗马法》教材,于是我就以这本教材为基础,开始给学生讲授罗马法。

此外,还在这本俄语版《罗马法》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原来的一些资料,我写了一本在校内发行的《罗马法讲义》,后来与米健教授合作写成了《罗马法基础》一书。应该说,这本书是中国罗马法学界基础性的教材之一。

独特新颖的讲课方式

讲罗马法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我担任学校领导职务之后,每年还给本科生上一门课,那就是罗马法；作为老师,我唯一一直讲下来的,也是罗马法。尽管我是个民法教授,可是民法里面各个分支,我从来都没有完整地讲完过。

在讲罗马法的课程中,我始终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罗马法讲得使学生爱听、爱选这门课。坦率地说,罗马法是很古老的一门制度,罗马法的内容,离我们中国实际太遥远,如果按一般课程体系,或者严格按照学术去讲的话,难免太枯燥,那学生绝对不欢迎。因此我必须把罗马法能够延伸到现实中来,能够让学生愿意听这门课。

在讲课过程中,我更多地是从罗马法的制度分析入手,把纷繁复杂的罗马法制度,提纲挈领地用学生听得懂的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在讲罗马法时,我始终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古代罗马法制度与其后制度变迁中的一些变化作相应比较,以便使学生对一项法律制度的发展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我在讲授罗马法时,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的内容去讲它。从一开始,我就特别关注讲课的每一个细节,我给自己提出要求,一举手、一投足都要起到引人注目的效果。

除此之外,为了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也常常一边走,一边讲课,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中间讲。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当时觉得,如果走下来之后,就能够和坐在后排的学生交流。而坐在后排的学生,往往是对这门课不爱听的,一般都喜欢躲在后排看别的东西。所以讲着讲着,就常常跑到最后一排。这样的话,就能吸引所有同学的注意力,学生的注意力总是被我的走动牢牢牵住,不至于因为听觉疲劳而走神。

那时候的学生现在都还会记得我讲罗马法时的样子。我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照稿子念,一直都是脱稿讲授的。

这样下来效果总算不错,每年选课的学生,总是超过一百五十人,坐满了一大教室。要知道,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之初,一个年级的学生总数也是很有限的,也就四五百人。我想我的这种授课方式,在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的校园里,应该算是比较新颖的,也间接给年轻老师起了一种示范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我想我就是授课时不能照本宣科,我最反对的就是老师按照讲义一字不差地讲下来。那样的话,无论你讲稿写得再好,也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点上,我也算是学校教学活动中有所创新的,而且也起到了一种正面的示范作用,鼓励年轻的老师们用自己的语言来授课。这种方式连罗马法都能讲得让人爱听,其他课还愁讲不好么?

甚至,我当时还有过一个想法,想学我年轻时曾读过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写一本《大众法学》,把纷繁复杂的法学知识,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读者,让人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法学。这项工作当时已经开始写了一些,但最后还是停了下来,颇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