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口述

　　从天堂跌入地狱

　　我在苏联学习五年期间是不可能回国的，公派出国的纪律就是如此。五年思念故土和亲人之情可以想象。为了能早一年回国，我还把原计划六年完成的学业五年内完成，回国前几天真是夜不能寐，心情激动地喊道：“啊，祖国，我回来了！”没想到祖国等待我的是不到一年以后一顶冷冰冰、沉甸甸的“右派”帽子！

　　多年后有人问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当火车压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前后折磨了我22年！

　　派去苏联留学之前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作“母机”培养的，我们也有了心理准备，回国后要去作“母机”用的。要作“母机”当然是去高等学校。毕业前使馆教育处也征求本人的意见，我也表示愿意去高等学校，这样，我就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

　　我在1956年底带着桂冠回到学校，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从此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没想到1957年给我开启的是“地狱之门”，我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到地狱！

　　我到北京政法学院报到后不久，就被抽调接待苏联司法代表团，所以真正到学校，已经是1957年初的时候了。

　　在北京海淀区坐落的八所高等学府当时称为“八大学院”，都是很简陋的。北京政法学院连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所谓的街道仍然是土路，但它确实是培养政法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宗旨，是帮助党整风。所谓整风，当然是指去掉不良作风，去掉共产党的坏作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揭露问题”，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是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意见。官僚主义是指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有些人脱离群众，养成官僚习气，做官当老爷；宗派主义，是指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有些人不能和非党人士平等相待，以老干部自居，以功臣自居。当时的整风运动，主要是要人民对这种现象进行揭露批评。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还是提希望。

　　整风运动座谈会方式冷冷清清，发言不疼不痒，于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阶段了。

　　我的一张大字报

　　随着大字报的大鸣大放，“自由论坛”也出现了，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议论。当然，在“自由论坛”上发言的，大多数都是学生，教职员工中只有少数人在上面发言。

　　奇怪的是，出现了这么多出格的东西，却没有见到学校领导的有力制止，哪怕是一点点的内部表态。相反，上面还是希望我们继续大鸣大放。甚至也有学校领导对我表示，希望我也积极投入这场整风运动，帮助党改正缺点。

　　后来学校里大字报越来越多，言论也越来越尖锐，有人甚至说学校整风没有整起来，是因为有党棍控制着学校，打出了口号“党棍滚出去”。所以当时院党委领导，也希望像我这样刚从苏联回来的教职工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在那种形势下，大家都天天搞整风，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参与其中，生怕被形势抛下。当时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开始琢磨写张大字报。根据大家反映，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么职称，现在快十年了，就还是什么职称。具体到北京政法学院，就有差不多二十个人，还是1949年之前评定的讲师、助教，连副教授都够不上。于是，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住在二号楼和三号楼的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纷纷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青年教师的意见。讨论到最后，提出了五条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第二，认为学校的问题揭的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第三、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为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二十人签名，这张大字报非常引人注目，引来了很多人看。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专程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我们，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当时我们所写的大字报的签名者,以民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为主。紧接着,我们还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院党委做了反映。

　　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党员代表是林炳煌；团员代表是我；群众代表是姚兆辉。姚兆辉和林炳煌均为归国华侨,姚兆辉因系群众,未受处分,但也被牵连。

　　我们三人向院党委反映了青年教职工的意见之后,当时还受到了院党委领导同志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院党委会考虑你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云云。

　　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1957年6月中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学校也就停课了,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全校上上下下都转入了对右派的揭露和批判,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整风阶段,当时的矛盾主要是院领导、中层干部和师生员工之间的矛盾。此后反过来,领导很明显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曾向领导提过意见的人。

　　右派当然是领导定的,人人都有被划为右派的危险。很多人为了避免自己被划为右派,主动或被动地积极表现,与可能被划为右派的同事、同学划清界限。

　　七月的某一天,早晨起来,我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内容当然就是那张二十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大字报,翻云覆雨两重天!

　　有没有对我搞过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运动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最后,大家觉得我态度还不错,自己都认罪了,也没什么特别好再批判的了。

　　终究说来,我的右派问题并不复杂,而且也不属于院一级的重点人物。反右斗争矛盾的集中点主要是有影响的老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中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这样一些党派,此外还有就是高等学校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我那时还属于小知识分子,又是团员,只不过是个反右中顺带进去的边缘人物。

　　沦为“右派”的思想根源

　　反右斗争深入以后,要追查右派分子的反党“动机”。一般说来,反党动机是好“查”出来的:有的人是历史上的“反党”；有的人是因为待遇不满“反党”；有的人是因严重的个人主义而“反党”；有人是对党的教育方针不满“反党”；有的人是学术思想“反党”等。

　　那么,我的“反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上面一些原因,似乎都不能加以归纳。

　　后来反右补课时,学校又召集会议,在全校礼堂进行辩论,讨论我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以解决师生中的一些糊涂思想,解决对右派“恨不起来”的错误观念。

　　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涉及我的辩论,也不能得知这方面的消息,后来才晓得争辩的结果。我之所以沦为“右派”,主要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是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毒害太深,再加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结果。

　　而这一结论,对于当时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紧箍咒”:你们有几个人是工农家庭出身?有几个没有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你们不注意改造,不老老实实听党的话,随时可能成为右派。

　　从此,我的正式结论也就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成了我右派帽子里的内容了。后来许多年里,我对这个结论又服又不服。说服,我的脑子里确实有较深的民主自由思想,从参加学生运动,报考新闻专业都是有强烈的争民主、争自由的理念；说不服,我总是想不通,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要提民主、自由呢?为什么一说民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呢?争民主、争自由为什么就不好呢?这个问题我带着它一直走到今天,最后走完我的人生!

　　批判完了之后,组织上就根据右派分子本人的认罪态度来进行处理。处理总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总得来说还是贯彻了,只有极个别人处理相当重。那么,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过去参加过地下活动,参加过外围组织,算是有革命经历的了。而且像我这样又留苏的,回来后工作也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早早就“缴械投降”了,领导上认为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

　　所有右派分子的处分分为六类:一、二、三类的处分最重,被称为“极右”分子,组织关系仍在学校,但要离开学校去改造,其中一类最厉害,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二类、三类只发给生活费到外地实行监督劳动,劳动改造好了还可以回来,但后来又遇上饥荒年代,有些人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四、五、六类被称为“右派”分子,留在学校就地改造、工资降级,其中四类处分工资降二级,五类处分工资降一级,六类处分最轻,免于处分。我算是五类处分,开除团藉,撤销助教职称,工资降一级,由回国时的78元降为69元。

　　“要夹着尾巴做人!”

　　组织上作了处理之后,组织上对我的讲话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随后的二十多年里,我都在学着“夹尾巴做人”,稍有不慎就被批评为“翘尾巴”。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最习惯的用语是“翘尾巴”和“夹尾巴”,有些知识分子还有“翘尾巴”的本钱,右派知识分子“翘尾巴”的本钱全都输光了,只剩下“夹尾巴”了!

　　作了组织处理之后,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天堂之门跌入了地狱之门!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刚刚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所有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决地活下去!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