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留学苏联的这一段经历,不能不放在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下,可以说我们亲历了中苏关系建交早期的全过程。

　　我们去苏联的时候,并不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斯大林还在世,还是苏联权力最大的人,还是苏联人的“神”,苏联人民乃至其他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还像神一样崇拜他。

　　而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来说,斯大林在世时,对中国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或者说中国方面,亦对于苏联抱有一定的戒心,这使得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受到一定限制。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而东德,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在同一年的10月7日成立的。按理说,新成立的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尤其是中国人口多、版图大,就人口和土地来说也算世界大国,较之东德成立,苏联即便不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至少应该予以平等的评价吧。但事实不是这样,在苏联国内的报纸上,苏联对于东德的成立好评如潮,褒奖有加,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调子则明显地低了很多。

　　亲历中苏关系的变化

　　我们1951年8月份到喀山之后,立刻就接到苏联方面的明确通知:中国共产党不得在苏联土地上公开活动。这样的话,我们第一批近四百多人尽管也成立了党支部,但这个党支部不能公开,对外只是以学生会的名义来活动。

　　按理说,当时正在打朝鲜战争,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非常明确,无论是中国和苏联,还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都有亲密而直接的往来。但即便如此,苏联依然有禁令,禁止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在苏联领土内公开活动。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正是表明了苏联对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戒心。

　　1949年6月,刘少奇奉命秘密访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同时为毛泽东访苏做准备工作。斯大林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做了自我批评,指出苏联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由于不了解情况,而发出的各种指令,可能成为对中国共产党决策系统的误导或干扰。这一信息在中方看来,显然理解成斯大林在共产国际问题上向中国承认错误和检讨。但实际上,我想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持怀疑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会不会挑战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权威,亦不无怀疑。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台。应该说这个时候,才是中苏关系渐入佳境的时候,苏联对中国的政治态度真正走向平等了,两国开始走向真正的合作。至少很明显的,赫鲁晓夫上台后两党关系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可以公开在苏联活动,而不用像以前打着学生会的名义。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应该说是从1954年到1957年,这时候派来的苏联专家也好,这些中国留学生在其他国家留苏学生中的地位,各方面都很融洽。后来两国之间又出现了裂痕,直至最终破裂,我们亲身见证了这一过程。

　　至于中苏之间的论战“九评”,乃至双方发展到使用武力“珍宝岛武装冲突”,更是我们极不愿见到的。对于我们这些留苏五年的学生,我们心里留下的是一生最美好的回忆,我从心里把俄罗斯看成我第二个祖国,所以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心中充满着忧虑和悲伤。

　　感受和平与友谊的珍贵

　　后来我在延庆工作时,去官厅水库,感时伤怀,即兴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官厅水库怀古伤今》,表示了我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期盼:

　　吸尽桑干水,吐出无定河,浪卷春闺残梦,犹似水中涡。千年兵家争地,十里战场成湖,滟滟泛清波,空有白骨肥,不见青鱼多。

　　倚狼山,对关垒,窥京国。相思相望,南北东西青山遮。低眉层层往事,举目缕缕烽烟,是非凭谁说。何日平湖上,飞起双白鸽。

　　“低眉层层往事,举目缕缕烽烟,是非凭谁说”就是我对中苏关系紧张的态度。“何日平湖上,飞起双白鸽”就是我对中苏关系发展的良好愿景。

　　当然,中国打破了外交政策一边倒,开始和西方国家建立了多边关系,这是我一直希望能同时看到的。后来与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交往中,我同样感受到和平和友谊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