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发布日期:2010-12-06 来源:法制网  作者:蒋安杰

江平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江平,浙江宁波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曾担任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职,1985年至今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1995年至今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

□本报记者 蒋安杰

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的江平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日前由法律出版社隆重推出,并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了首发式。

江平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法律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一名学者,江平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每每在重要关头为私权呐喊,被称为中国“法学界的良心”、“时代的法学教师”,其标志性名言“只向真理低头”,已成为其人生的真实写照。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更将其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江平在这本近四十万字的口述自传中,采取了直叙的笔法,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八十年人生经历中的沉浮与枯荣,直面历史进程中的伤痛与是非,是一部近年来法学界难得的口述自传佳作。该书分为“似水流年、廿载逆境、我的教与学、大立法时代、为法治呐喊”五卷,将江平先生一生中所有的磨难与坚守、坎坷与奋斗、荣耀与屈辱,一一呈现。

法律出版社社长黄闽在致词中谈到,江平先生一直是深受学界敬重的具有崇高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已年届八旬,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匡扶着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问题,并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向社会公众表达他对国家法治进程的呼唤,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他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每每在重要关头为弱者发声,为公民权益呐喊,被尊为“中国法学界的良心”,只向真理低头已成为他人生的真实写照。可以说江平先生代表着中国法学的一种担当,维护公平正义的精神,他不仅在法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超出了法学界之外。

江老师的三点品质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指出了“老校长”江平先生身上最值得学习的三点品质:一是睿智,江平先生对我国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远见卓识常常超出我们许多法律界和法学界的人;二是宽广的胸怀。尽管江平先生一生非常曲折、坎坷,受尽了许许多多不应该受到的磨难和不公平的对待,但他始终向着光明;三是言行。中国政法大学有一种精神,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的勇气和骨气。而江平先生的言行对这种精神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江平先生永远是法大的一面旗帜,他讲的“法治天下”,“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影响着许许多多的法大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教授是江平老师的学生,对老师的个人经历也有很多了解,甚至曾经在江平老师家里看到江老师小时候穿着到“现在还很时髦的背带裤”的照片,也知道江老师原来叫江伟琏……但他阅读了《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这本书之后才发现,他对江平老师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他十分感慨地说到江老师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他说,江老师在法律界和法学界影响是很大的,很多人在学习和模仿江老师。江老师的名字是可以复制的,但他的人生经历是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江老师研究的主要是民法,他在用自己的言行来诠释着民法的价值、民法的理念和民法的精神。

江老师的两个心愿

江平老师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的两个心愿,一是设立一个奖学金,一是给自己出一本回忆录。

第一个心愿在十年前就实现了。江平老师说,“在当时设立奖学金有点破天荒的意味,或者说有一点顾虑。因为以自己的名字设立奖学金,而且人还活着,可能有点太张扬、有点太突出自己。但是十年后来看的话,我觉得是不后悔的。因为现在我们法学界很多人也搞起了这个奖学金,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另一个心愿是江平老师在七十岁时许下的,就是在八十岁的时候出一本回忆录。江平老师深有感触地谈到,“这比我的奖学金要困难得多。因为奖学金是钱的问题,还好说,物质上的问题总体上是好解决的。经过两次的筹款,奖学金到了两百多万。但要写回忆录这个心愿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是因为法学界还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来写自传,另外呢,自己也没有多少事迹。严格说来,我一辈子都是在学校工作。从留苏毕业之后,就到了北京政法学院,除了文革期间,遣散的时候,我下放到了延庆,而那段更没有什么好叙述的。而且我本身也不像有些人参加了一些领导工作或者说上层背景,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背景,有时候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写的。所以我在序言中说,我拿起笔来写了半天写不下去了,或者说写了几万字,或者有将近十万字左右,我觉得没劲了。幸亏教研室和学院给予鼓励,最后找来夏红来录音和整理,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它写完了。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很轰动的效应,因为所记载的事情不是什么很引人入胜的。大家关心我的,一个是留苏的一段时间,这个可能有点儿新鲜感;再有一个是想看看我这个“右派”是怎么划的。这部分我还写得比较详细,也把自己的内心感受都写出来了。其他的,复校之后,立法的一些问题是有些新的,但并不十分突出。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肩上的重担放下来了,也可以说,这一辈子我该交待的都交待完了。我也没有其它的宏伟的写作计划,我对得起历史了,对历史有了一个交待。在这一点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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