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捧着96枝菊花，敲开周枏的家门。

2003年11月30日，我也曾来过这里，把一束康乃馨献给了时年95岁的老人。但现在，如同白菊代替了鲜红的康乃馨一样，遗像代替了在这里生活多年的他。

这位法学宗师是在2004年4月15日辞世的。呼吸道与肾病的双重折磨，让他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他曾经的卧室——如今狭小的灵堂里，弥漫着香火与鲜花混合的味道，子女们坐在旁边，轻声抽泣着。

同学少年

“他是一个符号。”一位法学博士说，“在中国法学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他的《罗马法原论》是我们的入门读物。”

与梁启超、蔡元培、费孝通等人的35部著作一起，《罗马法原论》被选入商务印书馆的“百年文库”。当代著名法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徐国栋对此书评论说：“1994出版的‘原论’，是中国最权威的罗马法著作。”

沧桑的故事从在这部1022页的著作中传来。翻开它，序言第三页：“本书问世，历经曲折。从初稿到付梓，前后五十余年。”

1926年，时年18岁的周枏在“中国公学”大学部（创办于清末，曾得到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赞助和支持——编者注）就读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罗马法的内容。“那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时效制度’与‘共同海损’，”周枏生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当时只是为了完成学分，并没有想到这门课程会成为我一生中的最爱。”

周枏以两年时间修完了大学的所有学分，并取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老人曾向我展示过“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出具的证明信：“学生周枏系江苏省溧阳人，现年21岁。已修满本校毕业所需学分，各科成绩均堪优良……”那泛黄的纸页上，盖着“中国公学”校印及胡的私章。

40天的航行之后，1928年9月，周枏踏上了比利时的国土。在鲁汶大学苦读的6年里，他先后获得了政治外交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当法学院院长为周枏授予学位时，全场掌声雷动。当时，在比利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不超过10个。

在论文《我与罗马法》中，周枏写到：“罗马法通论”由比国法学权威Duprey 教授讲授。他精通拉丁文，对罗马法的原理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从那时起，罗马法的浩瀚和精深吸引了我，至老而不衰。

“罗马法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被称为‘万法之源’，尤其是当今全部民法的鼻祖。”一位法学人士说，“当今世界有两大法系——在法、德及中国等地实行的大陆法，以及在美、英等英联邦国家实行的英美法。罗马法对两法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曾称之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1934年归国后，周枏先后执教于上海持志学院、东吴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等地。“周先生为学生讲授罗马法的首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源源流长，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外国知识？”有法学界前辈回忆说，“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思想，开始在学生中传播。”

“颠沛流离的岁月里，父亲共写出了33万字的罗马法讲义。”周枏的儿子周一煊说，“当时的中华书已经打算将其列入大学用书出版，但终因战乱而作罢。“解放前夕，周枏在暨南大学出任法学院院长、教授时，文学家钱钟书也在该校任中文教授。“父亲与钱老是旧识。”周一煊说，“钱先生曾以‘鼋头渚’——无锡一著名景点——为上联征集下联，父亲对上了‘燕尾洲’，这是江西的风景区。”

流放青海

三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赴台邀请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学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50年前后，老人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周一煊说，“在北京举办的‘新法律研究’学习班上，父亲曾任学习小组组长；而在赴西南行政委员会工作后，他享受过处级待遇。”

但中国的罗马法教育受到了巨大冲击。徐国栋在论文中写到：“按照当时中共的观念，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才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的罗马法教学，在这个时期被取缔了。从1952年到1956年，中国翻译、出版了165种苏联法学教材，都不包括罗马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问题，身在政界的周枏受到了排挤。这与当时一批法学名宿的遭遇相同。1957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杨兆龙，在《文汇报》刊文指出当时的状况：“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1958年，受青海师范学院之约，周枏带领家人赴西宁工作。“当时，对方承诺将建立法律系，父亲也想借此机会回到相对单纯的教育界。”周一煊说，“但由于左倾思潮，不久后全国高校的法学院——除北京大学之外——全部停办。”

“父亲留在了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周莉华说，“但他说，图书馆管理也是一门学问，法文版的‘毛选’则是他每天的必读书。”

在西北日子里，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着两寸厚的浮土，气候干燥让他们鼻血流淌。

而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周枏因把一些法文版的书籍放进了图书馆，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言论”的帽子。他的为人正直被指责为“和党唱对台戏”；他与学院内教师的交流被称为“和党争夺青年”。

“经历了一次次批斗后，父亲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养马。”周莉华说，“直到1972年退休时，他被一名工作人员斥责为‘你算什么教授’！”

风波也冲击着周枏的家人。对他的子女来说，虽然成绩优秀，但被禁止考外地大学。1965年9月27日，为周枏操劳多年的结发之妻，因脑溢血把生命留在了西宁。

“这段屈辱的日子，周先生从不提及。”周枏的弟子、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田田说，“他在文革期间是否坚持研究罗马法，一直是个谜团。”

但产生于战争年代的“罗马法讲义”，却被老先生保存下来。据周一煊回忆，红卫兵来抄家时，父亲把讲义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旧鞋帽。这个冒死举动，为此后《罗马法原论》的出版提供了很大帮助。

周枏的风格

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钱钟书被平反、其作品《围城》风靡中国时，已回上海赋闲的周枏仍因无人收留而四处“巡游讲学”。1980年，安徽大学聘请周枏任教授，在法律系讲授民法，他被公认为是安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为全面地解决罗马法师资队伍问题，1983年，司法部与安徽大学法律系合办了罗马法师资进修班，由周枬教授主讲罗马法。这是中国罗马法教学史上最具技术性的一期授课。当时有中南政法学院、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安徽大学等高校的十几位教师参加，他们后来都成为各自大学的罗马法专家。

1987年，安徽大学决定将周枬先生的讲稿整理出书，并成立了五人小组为此工作。七年过去，《罗马法原论》终于面世。

垂暮的周枏还进行了如下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参与了中国第一部法律词典——《法学词典》的编撰，此后又加入《中国大百颗全书·法学卷》的编纂中；

1985年，作为五名资深民法专家之一，对中国《民法通则》进行了最终审稿。彭真委员长对他的评价是，“想不到安徽大学还有这样的人才！”

在安大工作的10年里，周枏曾为三届硕士研究生授课。他的弟子中很多人已经成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源扩教授、安徽天禾律师事物所主任蒋敏等。

“老师对工作的执着令人惊叹，”田田说，“在进修班讲课时，他因病没法行走，就让学生抬他去上课。”

“他治学的严谨已灌注到血脉中，”蒋敏说，“每天的作息时间——包括起床、吃饭和睡眠有近乎刻板的规律。”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关爱渗透到我们的子女，但他从不收取学生的金钱和贵重礼物。” 王源扩说，“周先生淡薄名利，从没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而这，也是他一代宗师的原因。”

中国当代罗马法权威黄风曾感叹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1997年，届时89岁的周枏在上海故居——南昌路282号修养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薛波敲开了他的门。其时，由薛波主编的《英美法词典》的稿件整理已经有雏形，但缺乏的权威人士的校订，被业界誉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进入了薛波的视野。（参见本报2003年1月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我仰望着这位泰山北斗，”薛波说，“但他的平和让人吃惊。他对我说，你们从北京找我工作，是我的光荣！”

没有报酬、不问署名，在此后的5年里，周枏为词典审阅了“JU”开头的大量词汇。“他的手已经颤抖，无法写字，便让第二任妻子——黄友瑜把注解记录下来。”薛波说。

同样让薛波感慨的是，这位法学泰斗一直居住在不足18平米的筒子楼里。那里几乎不见阳光。为了住的舒适些，2002年5月，周枏又不得不搬回安徽大学的女儿家——不足50平米、建于50年前的老楼中。

遗愿，完成的与未竟的

老房，墙皮和地板已斑驳不堪。今年年初，西侧卧室的顶棚上，约一平米的白灰突然脱落。

周莉华说，安徽大学已经决定分给老人一套92平方米的新房。但由于工程屡屡脱期，父亲在离开之前没有实现乔迁的愿望。

但这位96岁的老人，在临终前一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成为预备党员是在2003年3月。”周莉华说，“今年3月21日他住院时，恰好一年的考察期期满。”

“4月14日下午，当我告诉老人他已经成为正式党员时，他激动地挥舞起双手。”王源扩说，“随着他的颤抖，身上的氧气罩、导尿管都在抖动着。”

周枏在《入党志愿书》中写到：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早期留学期间，同学孙涤新——一名中共党员——就与我有过联系。那时，我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对党毫不了解，而失去了最早与党接触的机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回国执教时期，曾与党员徐明诚等人交往甚密。但我以清高的知识份子自居，不参加任何党派……六十年代，我也向组织递交过申请，但愿望未能实现……

周一煊说，父亲的离开似乎有着某种预兆。2004年元旦之后，父亲召回了在南宁教书的他，整理《罗马法原论》的后记。“10年中，这本书已再版过四次，”他说，“一些读者对某些问题提出了异义，父亲想借第五次重印阐述自己的观点。”

长达四页的“后记”中，周枏说明了“人格变更”与“人格减等”、“占有”与“所有”等四个问题。2004年3月，后记完成。参与整理《罗马法原论》第五次重印之后记的田田,在见周枬最后一面时，老人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还交代她，想继续完善后记中提及的有关 “消费借贷与代理的关系”的阐述。

4月14日，医院为周枏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死神来得很快，15日下午4：00，老先生已经进入弥留状态。“4：20，他静静地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周莉华说，“当时，我正在去学校筹集医药费的路上。”按照周枏生前的嘱托，他的遗体将捐献给红十字会，他的藏书将捐献给安大等四所高校。

周枏曾对本报表示，弟子中没有人专门从事罗马法的研究，也是他的遗憾之一。王源括在谈及此事时说，目前中国的法治教育已从“理论教育”过渡到“实践教育”，这种转变导致罗马法地位的降低。作为史论法学的罗马法，被排除在教育部规定的14门法学核心课程之外。作为安徽大学法学院这样一个规模较小的学院，很难专门抽人对其进行研究。

“但受周先生的影响，我们的学术积累是深厚的。”王源扩说，“如果有需要，安大随时可以恢复对罗马法的研究。”

葬 礼

我站在灵堂里，默默地悼念着这位法学大家。

他的影子突然跳出来，一切变得如此鲜活。今年1月初，当我再次拜访他时，提出要为他拍照。老人兴奋地笑起来，用手指着柜子——原来，他要戴上一顶漂亮的红帽子才肯合影。

“他们中的又一位离开了。”薛波说。词典的编辑，让他接触到一批与周枏齐名的法学大师。如今，《英美法词典》已经畅销中国，而这些学惯中西、平和近人的前辈们却一个个逝去。

1995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奇武去世

1999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开墅教授去世；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教授卢峻去世；

2002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科院蔡晋教授去世；

2003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后任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也离开了。

“我参加了每个人的葬礼，那大多是鲜为人知的活动。蔡晋先生的葬礼，甚至是他文革时期下放的单位——上海向阳中学的领导——主持的。他最终被定位为‘优秀的语文教师’”薛波说，“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这些人太缺少的鲜花和掌声。”

在钱钟书先生的葬礼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到场献花圈；而当某一位著名艺人死去时，报刊会不惜笔墨的报道。“这些法学家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传媒人士说，“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是他们的贡献太小，还是不善于做秀？”

徐国栋在《中国的罗马法教育》中评论道，“我们的历史研究还是摆脱不了鲁迅所说的“帝王将相”的家谱的传统，加之采用以阶级为主体单位的历史观念，因此，法学家作为小人物、作为个人，多数被当作“群众甲”、“群众乙”遗忘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本文对中国的罗马法教学史的挖掘，或许可起到为这些先贤们树碑立传的作用。

“我想说，已经过世的罗马法教授们，你们的名字和功业将不朽；活着的罗马法前辈们，愿你们的著作流传于坊间，愿你们的身体康健。”

后记：周枏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03年4月21日下午2：30，在合肥殡仪馆进行。周先生的亲友及安徽大学有关人士参加了葬礼。

或许，能让逝者安心的是，目前中国罗马法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就如同他在《我与罗马法》一文中写到的：

“北有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研究中心，南有厦门大学罗马法研究所。还定期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经常派人到国外研究交流。信息时代的到来，可在互联网上便捷地查到罗马法的资料。希望有志于该法研究的同仁们继续努力，定会结出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