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长期疾病折磨，先生置生死于度外，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只要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确认是符合实际的观点，先生就坚持下去，不顾政治权威的任何打压。先生自己淡泊名利却十分关心他人。他从不垄断资料，从不以“权威”自居，无私地向青年朋友提供资料，鼓励青年朋友进步。不难看出，无私无畏，心中无一点私心杂念，是先生一生事业和成就的精神基础。

1997年5月25日，太平天国史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走完了九十七年的人生道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六十年中先生撰写的专著近五十种，发表论文近三百篇，总字数在八百万以上；搜集、整理、主编的资料总字数在二千万以上。所有这些论著，极大多数是在五十年代以后完成的。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完成了一百五十四万余言的传世巨著——四卷本《太平天国史》。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持先生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这里，我从三个方面谈一点个人感受。

第一，先生的巨大学术成就是在一生经受病痛折磨的状态下取得的。

先生幼年就患上神经官能症，经常头晕。1925年7月到南京报考大学，考场发病被送到鼓楼医院，住院治疗二十多天。出院时医生嘱咐他说:你的身体太虚弱了，要注意病后休养滋补。8月底，先生从上海乘海船去广州南归广西贵县。开船后遇到大风，先生晕船虚脱，大吐不止。由此又得了遗精病，一直拖延到1935年才痊愈。先生事后说:“这个病几乎夺了我的命！”

1928年8月，先生抱病到上海读书。在上海读书的浔州同乡见了先生，对先生说:“你几斤米都吃不完，还来上海累我们！”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听了他们的话，知道是怕我死了，要麻烦他们。”1930年在中国公学毕业时，病情开始稳定。直到1936年4月，他的好友吴晗先生还说他是“病夫”的体质。

1942年11月先生又患上肠胃炎，三天五天或十天八天发一次，水泻不止。中西医长期治疗都无效果。最后先生阅读中医医书，自己配方，服药两年，到1944年4月才治愈。腹泻治愈不到半年，1944年9月又染上疟疾。疟疾长期折磨着先生。医师对先生说:“疟疾原虫跑到你的肝脏中了，吃药、打针不可能消灭躲在肝脏中的原虫。到你的抵抗力薄弱时，原虫跑出来，病又发了。只有你身体健康，抵抗力强，病才能不再发。”

1950年7月先生再度来南京，带病筹备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年展览会，随后又筹建太平天国纪念馆，工作紧张，日夜忙碌。

1953年疟疾好了，但眩晕、偏头痛、高血压、失眠却久治不愈。此外还有便秘、痔疮、前列腺增生、眼病、牙病等。医生诊断为神经官能症状群病。先生自况:“真正是‘百病侵凌成老大’。”先生的巨大学术成果就是在这样的疾病折磨下取得的。

劳累的工作，加重了他的病情。1950年12月中旬，先生到南京中华门外大报恩寺遗址进行发掘工作。在现场忙了一整天，黄昏进城回到宿舍又赶写调查报告，他失去了知觉。房门未关，灯光未熄，第二天清晨送牛奶的工人，找先生取奶票，才发现先生昏倒在床上。先生苏醒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1955年在江苏省政协学习会上，他的眩晕症多次发作，大呕大吐。一个冬天的傍晚，先生下班回家，下了公共汽车，精神错乱病发了，竟找不到家门。那时路灯很少，只有一爿合作社内有灯光。先生下意识地走进合作社，丧神失魄地站在那里。幸亏同宿舍的一位朋友在合作社里买东西，看到先生，将他带回宿舍。

先生晚年写到:“今天我还受有便秘、痔疮、前列腺肥大、牙病、眼病等等侵凌”，“痔疮发作，坐不得，就站着写文章。”又说:“夜尿多，要起来四、五次，又睡后神经性皮炎就发作，遍体发痒、更难入睡，只合眼养神，第二天依然工作。”

先生自己体弱多病，家中亲人也有病。师母病了，在北京长期住院，先生还要照顾她。常常是先生先去看师母，再赶回来看自己的病。先生有一女患有痴愚症，虽有保姆照应，仍需先生亲自料理。

先生的学术著作、研究成果就是在上述个人及家人长期受到疾病折磨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

第二，先生的巨大学术成就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经受政治压力和打击的状态下取得的。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先生在广西主修《贵县志》。石达开是贵县人，县志中当然要写他的活动。那时，社会上流传的石达开的遗诗很多，诗篇慷慨激昂，充满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豪情壮志，在辛亥革命时期产生过良好的鼓动作用。但是经过精辟的考证，先生确定除《庆远白鹿洞题壁》一首外，其它都是后人伪造的。这件事触怒了当时广西的权贵。他们说:“罗尔纲不为家乡历史人物增添光彩”，“否认革命英雄的诗篇”，对先生进行打击和排挤。先生坚持真理，不为权势所屈，他说:“春秋时有董狐笔，生死尚置度外，县志可以不让我写，伪史料决不能当真史。”后来柳亚子作证说，世所传石达开诗二十五首都是高旭为鼓吹革命、弘扬民气，一夜之间奋笔写成的。

大家都知道，先生因发表《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而遭受到大批判。1963年陈白尘先生要写一部关于李秀成的戏剧，从广西藤县李秀成的故乡访问归来，在南京拜访先生。先生把《历史研究》发表批李秀成文章一事告诉陈白尘，并嘱咐他要“慎重”。可见，先生早已觉察到批李秀成在政治上是有“来头”的。但是，到1964年正式发动对李秀成大批判时，先生“却愤然不顾，振笔疾书，写了《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投入斗争。”(先生的原话)先生还说:“文化大革命中，要我写了三年检讨，高可盈尺。我没有只字说我对李秀成伪降的考证错误。”

可见，先生发表《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并不是一次“擦枪走火”式的无意碰撞，而是先生坚持真理，反对谬误的学术求真精神的大发扬。

人们都知道先生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代宗师，但是先生则说:“在我的探索工作中，时间最长的是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探索。”这种探索，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十年代末，长达六十多年。先生精于考证、辨伪和校勘，他以这种研究方法研究《水浒传》的版本和著者取得了重大成果。

“水浒”这个名词的内含是什么？先生考出“水浒”的出处在《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先生说:“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因为他有仁德，得到人民的拥戴，在岐山下建立周朝开国的基业。水浒，指古公亶父来岐山时经过的漆、沮两水的旁边。”取“水浒”为书名，正是“表明梁山泊与宋朝对立，建立新政权的全书内容”。

先生又考出《水浒传》原本只有七十回，到“聚义厅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结束，是一部宣扬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著者是罗贯中。七十回原本撰于明朝洪武末年或永乐初年。到正统、嘉靖年间，有人续加受招安、征辽国、征方腊三十回，共成一百回，书名改成《忠义水浒传》，并删改了原七十回的一些内容，明万历年间袁无涯又添了二十回，称为《忠义水浒全传》。先生认为:“今人认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实在只是这些续加‘忠义’的本子，而罗贯中《水浒传》则是‘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把他‘来做脚底下的泥’。”先生又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没有发现七十回本，就作出《水浒传》并无七十回本的结论。胡适开始认为有七十回本，但后来认了输，承认是他的“最大的错误”。鲁迅在《三闲集》里根据《忠义本》认为《水浒传》不反天子，受了招安，“终于是奴才”。郑振铎的断案得到鲁迅、胡适的同意那还有错误！先生翻了这个案。

为了恢复罗贯中撰写的七十回《水浒传原本》，先生写了一篇长达三、四万字的考证文章。先生说，“要为罗贯中《水浒传》恢复名誉，就必须落实到恢复原本上来。虽然在原本未发现之前，这个要求是难以达到的。但是，根据我们今天考证的结果，要看出它原来的精神面貌究竟是怎样？盗改些什么？盗加些什么？删了些什么？可以说，大体上是可以做得到的。”先生做了大量的恢复《水浒传》原本的工作。

1975年，全国报刊发动对《水浒传》的大批判，先生并没有因为在批判李秀成时受到冲击而慎言慎行，对批判《水浒传》表示坚决反对。他对家人说:“震起挞伐的天威来了”，“我那篇《水浒传》考证能写出来发表就好了。《水浒传》原本哪里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哩！”先生的亲属听到这些议论，“立刻大喝一声:你考证李秀成问题给全国大批判，还不怕吗？还要唱对台戏吗？”亲属的拦住使先生避免了又一次打击。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生的考证成果才陆续发表出来。

正如谷霁光先生所说:“这一研究，了结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聚讼四百年的公案，除恢复《水浒传》著者和原本的本来面目外，澄清了《水浒传》是非界线的混淆，而且对于研究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对于研究封建社会中两种文化的发展，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理论意义。……尔纲同志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他的《水浒传》研究，正是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而获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典型范例。”也正如先生自己总结《水浒传》研究时所说:“为学贵独立思考，应敢于打破框框，挣脱一切‘紧箍咒’的束缚。”

第三，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生活俭朴，被人称为布衣学者，却十分关心他人福利，帮助他人进步。

据谷霁光先生1985年回忆:“他在北京居住前后三十年，只陪朋友的父亲听过一次京戏，许多名胜古迹都没有去过，至今还没有游览过古城，日日夜夜，埋首斗室，出门不辨方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全家住在南京，家庭开支大，经济相当拮据。有一次中华书局寄给他两千元稿费，他不接受，退回给出版社。出版社再次汇给他。最后他以党费名义交给党支部。先生在南京工作期间主编出版大量资料，他坚持只署单位名称，不注明主编姓名。应属于先生的稿费，他分文不取，全部留给博物馆。先生九十岁这一年，又把《困学记》一书稿费一万多元捐给贵县图书馆。这时师母年逾八十，卧病在床，因自付医药费，家庭经济十分拮据。

太平天国纪念馆建成后，江苏省文化局热切期望先生出任馆长。先生坚决不接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一篇文章，编辑在先生的名字前加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头衔，先生见报后十分焦急，立即写信给报社要求更正。

先生关怀后辈成长，鼓励后辈进步的事例很多。桂林博物馆梁碧兰女士因陈列事连同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向先生请教。先生热情地对待这位素昧平生的青年作者的请求，并复印了三十多页史料寄供参考。梁碧兰感激之至，表示“终生受益，永志不忘”。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徐川一在《安徽史学》上发表文章，对先生的太平天国科举制的一个不同论点提出不同意见，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又写了一篇文章，赞同徐川一的观点，寄给《安徽史学》。先生在文章中说:读徐文后“感到心旷神怡，我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并请学术界以他为“的”开展批评。不久《光明日报》与《文汇报》相继发表专论，赞扬先生这种“以我为的”、虚心求教、修正错误的精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师生希望复制先生在南京图书馆摸底编纂的八百万字资料。先生慷慨答应，无偿提供。这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太平天国史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先生对青年学子的热情鼓励和教导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不顾长期疾病折磨，先生置生死于度外，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只要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确认是符合实际的观点，先生就坚持下去，不顾政治权威的任何打压。先生自己淡泊名利却十分关心他人。他从不垄断资料，从不以“权威”自居，无私地向青年朋友提供资料，鼓励青年朋友进步。不难看出，无私无畏，心中无一点私心杂念，是先生一生事业和成就的精神基础。

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深深地怀念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