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1985）的年秋天，在我国西南山城贵阳，诞生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这是国家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不久，法学领域生气复苏的盛举，经历了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灾难而幸存的宪法界学人代表济济一堂，互谈衷曲，其欢悦之情，可想而知。记得在其刚开始的预备会议上，王叔文总干事讲：“这次会是群雄毕至，少长咸集。”他要转话锋时，我当即插上了两句：“你这是说的人文环境，还可加上地理条件：‘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这都是晋朝王羲之“兰亭集序”名文中的名言，大家都异常兴奋起来。

二

学术研讨的年会，每年易地召开一次。我除了三次出国未能参加外，余皆应邀前往。来自东南西北的法学院校、科研机构和有关部门的学界同仁，一年一度的切磋琢磨，交流体会，其乐何似。记得头几次的讨论内容，以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主题居多。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与机构，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来。当然在消极的怨声之外，积极建议仍为主流。

三

在学会理事的名额分配问题上，最初几期的争论较多，主要是数额与人员各地有些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北京的理事太多，外地的少了，有的省级（如西藏）还没有，不够平衡，有的认为学校与研究所以及政权机构的比例要协调。至于对人员是推荐或指定，看法也不尽一致。于是有的省市（如江苏与南京）就争论不休，最后是各有其名额而告结束，也就相安无事，活动正常运转。

还有就是开会的地点与经费问题，每年都是要大伤脑筋的。由于各种原因，变了又改，甚至告吹。记得某一年都已定下在某省开，因当时各级人大换届改选，原来承诺的人已经下去，结果就无法兑现。而且中国法学会每年下拨的经费也十分有限，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以致无权无钱单位难以承受。

四

最近十多年，学会的一些头面人物走了不少。据我所知，王向明、何华辉、吴杰、肖尉云、赵树民等位先后驾鹤西归，尤其是徐秀义英年早逝，这是我们学会的重大损失。

这次我借此机会，来着重回忆一下何华辉先生。我和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同学，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先后相隔一年来到江城，他去武汉大学，我在中南政法学院。在母校时知其名而未谋其面，由于同专业教学，到武汉就自然往来密切。可惜好景不常，命运多舛，五七年反右那一劫数他未能逃脱，戴着右冠去劳改，哪还有相见之缘分呢。1985年搞什么教育革命，把武大法律系合并于中南财经、政法两院而成为湖北大学。凡在武大划为右派的如韩德培、姚梅镇、马克昌、何华辉等等，均未合并过来。直到“文革”之后，又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之初，中南政法学院和武汉大学法学院分别恢复，而何先生又大难不死，落实政策，我们才得以重新见面联系。从此我们就在业余方面与生活上来往频繁。在中国宪法学会成立后不久，湖北省宪法研究会也诞生了。按照组织领导的协商安排，他在全国的学会任副总干事，我在省里研究会当会长。而且省的各个二级学会即研究会，武大和中南均有分工的，即某个学会由武大任会长，某个学会由中南任会长，这在省法学会历届均有口头的君子协定。这且不论，我是很敬重何先生之道德文章的，如他的专著《比较宪法学》是其教学与科研的代表作，质量之高且好，为学人所公认。我看当前出版了不少的同类版本，上无有出其右者。兹不祥赘。以他之为人而言，正直无私，心直口快，这也许就是他当年被划成了右派的重要原因。据说就是对于顶头上司的教研室主任某些胡作非为无情地揭发与批评有以致之。当然，他有性情急躁和不够冷静以致事与愿违的缺点。我这里记起一件尚未忘却的小事，那是当年周叶中同志的博士答辩会，在他家的客厅里开，我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作为导师给提出的某个问题中，叶中在回答时不合他意时，他就当场发了大脾气，当叶中作出辩解后，他仍耿耿于怀。我只得当和事佬，说我们三个都是湖南人，辣椒性格和“炮筒子”。多少年后他还提及此事。我说这还够不上尊重与否的问题，我是提倡并允许学生提出与我自己不同的论点并进行讨论的。于今何兄早已作古，我重提并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急躁气盛似乎损及了健康。要“制怒”以求心态平衡才好。

五

忆及往事的一鳞半爪，旨在从微观尚总结点滴历史经验，以策励未来。现在我们这个全国性的研究会具有一派生机蓬勃景象，新人辈出，硕果如云，学域前程正未可限量。我则“老夫耄矣”，但尚无“老气横秋”之概。退休十年来，仍在坚持给专业研究生讲点课，有机会在国外跑跑，自觉脑还能用，脚还能动，去年在北美整整待了一年，今春夏又在国内东南溜达，先后在长沙、广州、深圳和厦门的几所高校法学院作旅游讲学，联系实际，就地取材讲点国外民主宪政的现实，如美国总统大选和我国宪政宪法的历史素材，尚获专业之硕博研究生之肯定。我是教了半个多世纪宪法专业的，且业余尚爱好格律诗词书法文艺。只要能想、能写、能讲，就生命不息，奉献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