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审判日本战犯做出巨大贡献、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中国配席检察官向哲浚。
最早来到东京的中国检察官
1945年10月18日上午，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乘坐DC47型242号专机，从南京飞往日本。
参加东京湾受降典礼的中国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委办公厅主任商震与苏联等国代表等，经过与企图垄断东京审判的美国方面多次交涉，迫使麦克阿瑟同意吸收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等10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意中国、苏联等六国各派三名法律专家，参加审判日本战犯国际法庭章程的制定。
徐永昌和商震回国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任命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返回日本时，带领被选中的中国法律专家向哲浚、方福枢和易明德到东京开始工作，给中国再派法官、检察官赴日做准备。梅汝璈后来在所著《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一书中，对配席检察官的派遣有如下说明：
“虽然宪章上规定的配席检察官的地位并不高，权力并不大，但是由于检举日本法西斯的元凶巨魁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人民所特别关切的一件大事，因此同盟各国对于派遣的人选还是很郑重的，他们派遣的大都是富有检察经验和法律学识的人，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
向哲浚与同行的中国法律专家方福枢、易明德反复交谈，都深感作为中国第一批派往东京准备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律工作者，跟随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一起赴日，责任重大。
到达日本后，向哲浚三人立即投入到起草审判日本战犯章程的繁忙工作之中。
当向哲浚在参与起草法庭章程遇到重重困难深感势孤力单的时候，终于盼来中国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检察官兼首席法官梅汝璈带领15名法律专家和20多名工作人员，1946年1月14日到达东京。
当晚9时，向哲浚引导梅汝璈拜访商震及参谋长喻哲行和代表团工作人员。
商震讲起面临的复杂形势，只能与美日人员暗斗、巧斗加智斗，他指着最早到达东京法庭、最了解情况的向哲浚说：
“麦克阿瑟这个人过于居功自傲，也过于专横。这一点，向哲浚先生一定深有体会了。”
向哲浚气愤地说麦克阿瑟简直是飞扬跋扈，好在有商震和喻哲行掌舵，现在梅汝璈先生又带领主力军参战，定能不辜负中国人民的深切嘱托。
喻哲行向梅汝璈介绍向哲浚的工作情况，称赞向哲浚有在上海从事法律工作近20年的经验，是国内著名的法律专家。在众人的热烈掌声中，梅汝璈和向哲浚开始了紧张合作的东京法庭生涯。
竭尽全力定战犯
向哲浚全力协助国际检察处处长基南进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起草工作，在1946年1月19日予以公布，接着开始对战犯的起诉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参与侦讯犯人。审判日本战犯牵涉的地域范围极广，犯罪时间长，罪行种类繁多，特别是在押的重要犯人达118个，他们每个人在日本近20年政治舞台上的活动都错综复杂，这就决定侦讯工作决非轻而易举。
第二项工作是搜寻罪证。向哲浚知难而进，下力气摸熟日本近20年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发展脉络，搞清犯人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有过什么罪恶活动，然后在堆积如山、卷帙浩繁的日本政府公文档案里，夜以继日地寻找与被告有关的材料。他们伏案摘抄，分门别类归纳整理，沙里淘金决定取舍，终于搞到不少“过硬的炮弹”。接着运用自己的智慧，掌握侦讯技术和犯人心理，运用“过硬的炮弹”果断出击，提出关键性和能够击中要害的问题，步步进逼，毫不放松，跟踪到底，取得了许多有利于检方的有力证据。
第三项工作是到各地对战犯们的罪迹进行现场采访和调查。向哲浚陪同总检察长基南和六名得力助手到南京、上海、北平做了两个星期的取证工作，收集到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数字和罪证，预约了英国证人皮特·罗伦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美籍金陵大学教授贝司蒂和中国证人伍长德、徐传音、溥仪、秦德纯、王冷斋等届时出庭作证。梅汝璈称赞向哲浚等人对南京大屠杀和卢沟桥启衅事件的提证工作有声有色，是富有意义的工作。
到1946年开春，国际检察处对战犯们的罪行有了初步轮廓，基南便召开检察局会议，讲明选定被告的方针，宣布成立八个小组分头行动，从2月6日开始研究被告名单。
美国最早提出30个战犯名单，向哲浚代表中国广大受害者，提出11人，其中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畑俊六五人后来被定为甲级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矶谷廉介、和知鹰二、喜多诚一被引渡到中国审判。英国检察官考明提出增加珍珠港事件罪魁东乡茂德、铃木贞一，向哲浚代表中国表示赞成，后来形成25人的被告名单。
向哲浚看那天的会议主席、英国检察官考明就要宣布散会，急忙站起身发言认为，还遗漏了三名大战犯，必须补充。
这三大战犯是：曾任关东军司令官大肆屠杀我东北和华北同胞的南次郎；南京大屠杀的指挥者、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制造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
各国检察官认为向哲浚的意见很有道理，一致同意把南次郎、松井石根列为被告，英美检察官认为石原莞尔1941年转入预备役后经常攻击东条英机，以石原莞尔曾图谋发动反对东条的政变为由持否定态度。
向哲浚据理力争，向各国检察官陈述了石原的罪行：石原莞尔以法西斯理论家自居，大肆鼓吹“世界战争最终论”，企图以中国东北为据点，玩弄“五族共和”阴谋，建立“王道乐土”，再扩大为“东亚联盟”以至“亚洲大同”，因此他被日本法西斯青年将校奉为经典，掀起“东亚联盟运动”，影响极其恶劣。
各国检察官听了向哲浚的说明，都同意把石原莞尔作为被告送交法庭审判。
向哲浚与伙伴王师尧、李子贤、喻明德和张淑玲等人同各国检察官日夜奋战，晕倒在工作台前，受到盟军最高总司令部2月20日召开的战犯罪证调查集体汇报会的表扬。盟军总参谋长萨塞兰称赞向哲浚等人肩负着维护正义与和平的重任，为了掌握战犯的确凿证据，使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付出的辛劳。四天之内，就有向哲浚等，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在地，而喻明德是第二次晕倒，王师尧已是第三次累倒了！
出席大会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要求基本康复的人员休息几天，但他们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
尚未康复的王师尧、新西兰首席检察官奎西安等人提前出院来到会场，麦克阿瑟亲自把他们扶上座位，称赞他们是正直的、坚定的、有良知的法律专家。向哲浚深受鼓舞，挑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部副部长的重担，又投入紧张的战斗之中。
反对美国包庇细菌战犯石井四郎
向哲浚依据中国军政部防毒处提供的记载日本在中国使用毒气弹杀死2086人证据的材料，以及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在国联的控诉，同美国企图包庇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向哲浚联合苏联、美国、荷兰检察官格伦斯基、莫罗、雷宁克掌握了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部分罪行，四个人于1946年3月16日去找总检察长基南，提出要求预审石井四郎。
向哲浚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决定今天下午就开始预审罪大恶极的石井四郎，请你批准。获得基南批准后，当日下午便把石井四郎提来，在向哲浚主持下进行预审。
向哲浚警告石井四郎必须抱老实态度，如实交代在日军731部队犯下的罪行。石井四郎向向哲浚深鞠一躬，口称已经做了如实交代、以死谢罪的打算，说着掏出一页纸递了上来。 ......
向哲浚简介
向哲浚（1892年—1987年），别号明思，曾用名向哲文，湖南宁乡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6年后被选送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深造，获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1925年回国，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河北大学任教，后参加“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并任王宠惠的文牍秘书随王出席国际会议，1928年随王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秘书。1932年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1933年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41年底和法院同事倪征燠离开沦陷区辗转到重庆，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1943年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检察处检察长。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向哲浚出任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不久即受命组团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任中国检察官，并推荐梅汝璈为中国法官。
在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律专家中，向哲浚最早到东京，承担了压力最重、最艰难的取证工作。1946年2月7日，由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要看证据是否有力、还要不被对方的辩护驳倒。由于战争期间中方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方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销毁了大量罪证，为此向哲浚排除万难，频繁带领工作人员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寻找人证和物证，还前往查阅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存，从字里行间发掘日本侵华罪行的证据。
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起草起诉书。经向哲浚据理力争，终将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将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
在法庭上，向哲浚多次举证发言。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战犯松井石根在辩护中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向哲浚当庭展示了一叠资料，包括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以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
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时，向哲浚提出：“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国犯罪最多，应由中国检察官负责对此二人的控诉。”还从南京搬来援兵倪征燠出任其首席顾问。板垣提出书面证词想证明“满州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中国检察官出示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和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材料进行有力的盘问反驳。
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判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12月23日绞刑执行，向哲浚和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应邀参加见证。
向哲浚回国后，国民党政府先后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职，但都被婉拒。1949年2月，留在上海的向哲浚接受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的聘请，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等课程，接着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转到复旦大学法律系任教，以后又调到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即今日的上海财经大学)工作，任财经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组主任多年，直至1965年退休。
“文革”结束后，向哲浚不顾年迈，多次接待司法和新闻界朋友，解答与国际法有关问题。198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向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义正辞严的谈话，痛斥日本右翼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还积极配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介绍东京审判的许多情况，其影像至今仍保留在纪念馆向观众放映的记录片中。1987年向哲浚病逝于上海，享年96岁。
一次，有位知道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