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著名法学家，原建国时最高检察署首届党组成员，原高检院党组成员、研究室主任王桂五前辈已逝世十五周年，也是老人家92 岁诞辰年。如今，为表彰、纪念他对中国检察事业、检察基础理论的创立、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由曾在上世纪80年代得益于王桂五亲身教诲、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长的孙谦同志主持落成典礼并亲手揭幕的王桂五半身铜像，早已高高矗立在现代红色中国检察制度的发祥地---江西瑞金中国检察博物馆门前。直至现在，他的著述仍被视为检察理论的奠基之作，无人能望其项背。要迈入检察院大门、要学习检察理论，不可不读王桂五的书。上世纪80年代，他为最高检察院培养出一批年轻的检察理论人才，而今绝大多数已担任院、厅两级领导职务。

作为长者、良师，我每每忆起斯人音容笑貌，总觉其不曾远行，好像仍在书案前、讲台上、病榻中辛勤培植检察理论之苗、耕耘司法改革之土。捧读带有其亲笔签名的遗著，睹物思人，遂翻检出1989年初我在《人民检察》杂志社时的一篇采访王老的旧作，以鞭策自我，激励后生。

在法学理论界，他的名字广为人知；在检察系统中，他的理论建树首屈一指。

他离而不休，笔耕不辍，古稀之年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他珍重晚节，自强不息，始终保持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本色。

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向他颁发了“优秀共产党员”的证书和奖品。

他，就是著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王桂五。

历尽艰难苦追求

王桂五，又名香山，1918年9月出生于河南省巩县北侯。1938午3月，曾就读于河南开封师范学校、洛阳高级师范学校，因面对破碎的祖国河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当局开除学籍的王桂五，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便立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志向。

1939年1月，王桂五尚不满21岁就以其非凡才干担任了巩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巩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等职务，并兼管偃师县、登封县党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先后担任中原军区旅工作队队长，华东野战军师卫生部政委、晋冀鲁豫第十三纵队保卫部副部长。1948年，他担任了第六十一军保卫部副部长、部长。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曾战斗在嵩山、伏牛山的崇山峻岭；足迹到达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畔；他曾参加过中原突围，亲历过莱芜、孟良崮战役……长期戎马倥偬和革命斗争生涯的历练，赋予了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性格。

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不渝，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只讲追求、奉献，从不享受、索取。同志们评价他有执着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坚韧的探索精神，严谨的治学风范。

1950年2月，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人民检察机关正急切地呼唤着人才。刚过而立之年的王桂五带着满身征尘，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一军保卫部长任上奉调到最高人民检察署任研究室副主任。他牢记开国元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首任检察长罗荣桓“坐下来，钻进去”的教导，象海绵吸水一样，以惊人的拼搏精神和坚靱毅力，从古今中外法律典籍中汲取营养，很快便由“门外汉”变为“行家里手”。

勿庸置言，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走过的前十年，是轰轰烈烈的十年，是彪炳史册的十年，同时也是立国兴邦的十年。也正是在这十年中，特别是后一段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左”的偏向。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扩大化、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正是这种不幸的产物。反映在检察工作上，在这十年中，围绕着检察机关的“存”与“废”以及检察制度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始终不断地进行着争论和探索。

身为高检研究室主任的王桂五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今后大半生的命运，从他走进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大门那天起，就和检察事业的荣辱兴衰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1年冬，为实行中央的精减方针，各级人民检察署曾一度面临着“名存实亡”的危险。为此，共和国人民检察事业的开拓者们忧心如焚．署党组特此向中央写出专题报告，李六如副检察长给周总理写了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也面见毛主席直接陈述了不能裁减检察机关的理由。

王桂五作为首届最高检察署党组成员，同党组其他同志坚持申述检察机关存在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正确意见，并在宣传检察工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把许多由检察机关复查后予以平反的冤、假、错案材料加以整理，发表在“内参”上，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

1954年，由王桂五主笔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他在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封闭式写作，一住就是两个月。期间他潜心研究了大量国外检察机关的资料。为使组织法更切合司法和法律监督工作实际，更具有中国特色，他还结合各地检察业务的试点，从实践中吸取经验。他写了改，改了写，先后达21稿，终于完成了这部至今仍倍受推崇的“五四”组织法。

受使命感、责任感驱使，他还对检察理论与实践作了大量深入的探索，如：是实行“双重领导”还是“垂直领导”体制?“一般检察监督”业务到底要不要……不幸的是，正常的讨论和争论甚至法律上的明文规定，都受到了错误的抵制，党内生活也开始不正常了，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受到了无情批判和打击。

1959年，立志为人民检察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付出满腔心血的王桂五被不公正地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当时即为副部级的他受到撤职降级处分，下放到大西北工作，先后担任甘肃省、青海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在新的岗位上为那里的社会治安，法制建设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默默地做出了新贡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时的王桂五刚满四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他的精神并没有被压垮。他心里十分清楚“右倾机会主义”的“头衔”意味着什么，但他坚信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坚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没有完善的人民检察制度，自己的追求绝没有错!

为了验证自己的意见，他身处逆境，钻研不止。

为了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检察制度并澄清争论中的大是与大非问题，他认真学习了《列宁全集》中有关国家与法的全部著作和论述，并分门别类整理出300多个专题，其中有的装订成册后就是完整的一本书，有的是有关章节和段落的手抄摘录。他还在研究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学习心得和笔记，并向高检院和党中央写了《对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视点。

王桂五同志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通报表扬。这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而获得的渊博知识，也为他今后进一步从事法学研究和检察工作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197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的消息传到甘肃。对检察工作无限眷恋的王桂五不禁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已届花甲之年，他仍不顾体弱多病，毅然放弃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的职位以及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谢绝了北京大学邀请他担任法律系主任的盛意，坚决地回到高检院工作。

重建伊始，百废待兴。

人民检察机关三落三起、命运多舛的历史，使为了自己的执着追求而吃尽苦头的王桂五深深感到：检察工作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研究工作的构建和繁荣。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检察制度，必须清除十年动乱蒙在检察事业上的历史污垢；必须加强对检察实践与理论的研究。舍此，则不能完成检察系统的拨乱反正任务；舍此，则不能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

他殚精竭虑，一头扎进恢复重建工作。

做为恢复重建后的院党组成员、政策法律研究室主任，他认真地思考着：

怎样才能打破“左”的思想禁锢和束缚，给检察系统输入一股研究、讨论问题的清新空气?

怎样才能填补检察理论研究的空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检察理论体系?

怎样使研究工作更好地为检察业务实践服务?

他日以继夜地钻研、比较、做笔记、摘资料，著书立说，不断把自己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1978年11月7日，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政法战线也要冲破禁区》一文，象一股强劲的东风，吹进了正在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的政法战线，并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河南省一名曾在基层人民法院工作十年，审理过很多刑事、民事案件的干部来信说：“看后思想豁然开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讲出了长期以来，心里想说而不敢说，或想说又一时说不清楚的话。”

香港一家刊物也对此文发表专题评论。

联邦德国出版的一本《中国法学论文集》也收入了该文。

这期间，他象一部开足马力高速运转的机器，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去补偿那逝去的岁月。

他主笔起草了共和国第二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主编了检察系统第一本业务理论教材《检察业务教程》；撰写出版了《人民检察制度概论》一书，第一次填补了我国人民检察制度理论研究的空白。此书做为一部阐述人民检察制度的权威性著作，其基本观点和论述至今仍被法学理论界的学者及政法工作者经常、反复地引用论证，他本人也被公认为检察理论的首席专家。

此外，他还发表了40多篇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文章，在法学界获得广泛、普遍的好评。

最高人民法院一位资深的法学专家型副院长读了他的文章和著作，情不自禁地赞叹说：“检察理论研究的权威，非王桂五莫属！”

呕心沥血写青史

1982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王桂五同志离职休养。

一纸通知发到山东威海，在那里疗养并治疗多年陈旧性腿疾的王桂五顿时愣住了!

“这就休息?我并没有丧失工作能力，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啊！”

“这叫什么‘奋斗终身’?”

至今尚能准确背诵四十五年前入党誓词的王桂五，记起了当年面对党旗、举手宣誓那热血涌动的时刻……

他想不通，确切地讲还有些抵触情绪。

按说，他年高多病，患肝硬化，风湿性关节炎，白内障等多种疾病。萎缩成一张皮的胆囊已贴在肝上，完全丧失了功能。解脱繁重的领导和案牍写作工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工资改革前他就是行政九级，并且儿女都已成家，生活条件相当不错。老伴刘英也已离休在家，老俩口儿本可颐养天年，过些舒适日子。不少人也讲：“这老头儿，劳累一辈子，真该好好休息一下啦!”

可他，压根儿就没想过“休息”二字。他对自己辛勤耕耘，播下希望种子的“检察”这块“热土”实在是难舍难离！

明知不顶用，他仍奋笔疾书，向院党组表明自己完全可以继续工作的心迹。

回到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找杨易辰检察长谈工作问题。最后．他无可挽回地说：“既然有离休这个制度，我服从组织决定，可就是要离而不休！”

此后，研究室主任办公桌前虽然再也见不到这位虚怀若谷的长者，但是，在从他住处开往高检院的班车中，在法学理论界召开的研讨会上，在机关办公楼的扶梯上，在高等学府法律系的讲坛前，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他那言恳词切的浓重河南乡音，看到他脚穿“家做”千层底布鞋，举步蹒跚的矮胖身影。

——他，仍在不倦地用笔、用口、用心、用八十年代的工作节奏耕耘着、收获着。

一些公司闻讯慕名登门，请他担任法律顾问，工作轻松，酬金丰厚，他不干!

中央党校欲聘他为法学教授，学习、工作条件都很好，他谢绝了！

可是，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提议由他主持编写《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一书时，他明知是个苦差事，却毫不犹豫地慨然应允。

此书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当代中国》大型丛书中的一卷。

1983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六五”期间政治学、法学规划会上，该书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宣部指出，丛书着重“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以无可辨驳的历史材料，展示新中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可见写作标准要求之高!

此书又是一部历史著作，要求既要总结建国以来的成就和经验，又不能写成工作总结：既要起到教科书的作用，在体裁上又不同于教材。检察系统又有谁写过这种类型的书?

这本书，是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长卷，年代跨度大，涉及面广，内容浩繁。然而，没有系统、现成的东西可资比对、参照和利用。

路，全靠自己走。其难度可想而知！

对此，做为肩负具体主持编写任务的副主编王桂五心明如镜，满怀信心。从接受任务那天起，他就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工作中；筹建写作班子，落实办公地点，构思总体规划，安排每项具体工作，以至亲自编写、校对，可谓苦心经营。

为研究写作体裁，他披阅了《史记》、《从鸭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联共党史》、《世界史》、《中国史》等史书，苦苦地寻思理想的写作形式。资料收集事关编书成败，可现实情况却使他忧心忡忡：十年浩劫中，检察系统惨遭“彻底砸烂”的厄运，高检院在建国后所积累的珍贵文件资料又大量遗失，其中又出现十多年的历史空白，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没有现成资料，就要深入调查挖掘！”

王桂五横下一条心：在全国检察系统挖；在公安、司法、法院等部门找；向各省、市、自治区及基层检察院发调查提纲，召开资料征集座谈会……，他还不顾年高体弱，风尘仆仆地穿梭往来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专门人民检察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天道酬勤，心诚则灵。

不懈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各地报来的文字资料似雪片般飞来。

使用资料需要反复斟酌、精心筛选。年近七十，又患白内障的王桂五面对上千万字、以十六开纸计摞在一起足有一米高的资料文字稿，一份一份地仔细审阅。累了，揉揉眼，停一会儿，渴了，喝口水，继续往下看；直至从中选出满意的资料。

最忙最累的时侯莫过于写作阶段了。

既是直接组织者，又是写作班子主笔的王桂五，满腔深情注纸端，化笔为弦奏心曲。

在北京西山招待所写作的半年多中，他天天“开夜车”，很少休息，干到凌晨四五点钟是常有的事。往往是刚刚躺下一会儿，天就放亮了，于是又爬起来伏案写作。他亲自执笔写了：“执行‘三少’（即少捕、少杀，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政策”、“检察制度法律化、民主化”；“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结束语”等篇章。对其他人撰写的章节他也一遍遍地逐字逐句审阅，有些他全部推翻重写，有些做了较大的修改。进入修改定镐阶段，大家白天一块儿讨论，晚上他挑灯夜战，等稿子讨论完时，他也基本改完。

暑来寒往，这部长达47．9万字的鸿篇巨著，历时二年半，三易其稿，终于交到丛书编辑部。本书对某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基本上分清了是非界限。对过去很少或从未涉及到的问题；如“人民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工作；“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检察制度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述和探讨，受到有关方面高度肯定和好评。书稿最终校定之后，为了能及时付印，他又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发行问题而操劳。

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离而不休’的誓言，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编写组的同志说：“这本书，每段每句逐行逐页都浸透了王主任的心血和汗水！”

化作春泥更护花

中国法冶的车轮，在被封建专制制度桎梏了两千余年，并与人治传统历经艰难较量后，终于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加速前进了！虽然还不尽如人意，却也使已至暮年的王桂五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他不惜将全部身心化做动力，推动车轮的加速运转。

除去著书立说，他从未舍弃过心爱的研究工作。

离休后的短时间内，他先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法学》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理论性文章二十余篇。1985年，发表在《法学季刊》第二期上的《必须充分重视和认真执行刑事诉讼法》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具有自我修正、自我完善功能的法律调整系统的观点，引起了国外法学界的重视。美国《外国法学期刊索引》摘发了该文。

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长、及中国检察学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诉讼法学会顾问等十多个社团职衔。看材料、开会、发言、撰写论文占去他很多的时间。

1983年，他患胆管结石住院洽疗，体重一下减了五十多斤，瘦得形销骨立。国庆节前，经他一再要求提前出院时，他的右下腹刀口处还裹着纱布。为赶写十一月份中国法学理事会止的论文，身体十分虚弱的王桂五写十来分钟就得躺下，喘口气．爬起来又写。就这样，他完成了一万多字的《试论刑事犯罪与阶级斗争》论文，并坚持在会上亲自宣读。

作为知名学者，他诲人不倦，有求必应，热情扶持写作新人。

他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帮助各地的作者审书稿，撰书评，作序言。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检察院刘建去年9月在给王桂五同志的信中说：“我的那本初稿，根据您的意见，又用了一年时间作了较大的修改，定名为《刑事法律检察监督》，共9章，22万宇。中国检察学会已发了书讯。这本劣作，没有您老人家的支持、关心，帮助、指正，是难以成功的，可以说您是我写作上的引路人．”

“您俩很熟?”笔者禁不住问他。

他笑着摇了摇头．他对刘建的写作提纲和16万多字的初稿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过，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可俩人至今还没见过面。

1987年盛夏，酷暑难当。他把椅子搬到室外，冒着摄氏三十六、七度的高温，应某作者之邀，为长达13万多字的《检察机关侦查案件的审讯》书稿认真进行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可直到现在，他只知这个姓马的作者是天津铁路运输检察院的一名干部。

此外，他为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维纯编写的《劳改机关执行刑罚的法律常识)、西南政法学院教授王洪俊编著的《检察学》、高检院办公厅刘佑生所著的《趣味司法逻辑学》，高检院办公厅孙谦、监所检察厅张永恩等人主编的《检察理论与实践》等书写过序言。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邦宇主编的《大众法学》写过书评……这些书稿，仅仅通读一遍，粗略算就有165万余言之多。至于全国各地请他斧正的单篇文章那就更多了。

法学书籍论文，读来大多枯燥乏味，甭说提意见、写序言和书评，就是逐字逐句读完对于一个年届古稀、体弱多病的老人而言，要具有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啊？！人们为此对他由衷地表示敬佩，他却为自己的工作忙，未能给来信人一一作复而常常深感歉意和不安。

在一些大专院校的课堂上，师生们为他卓有见地的讲授报以热烈掌声。1988年下半年，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的张副教授特意从保定赶来，邀请王桂五同志前去讲课。本来，他很忙，着实顾不上。

“您要不去，我就让院长、书记采接您!”只这么一句话，王桂五点头了。

凡答应过别人的事，他从来都是一招一式，决不“洒汤露水’。

他说：“要讲的课题，很多书里都写过。但一定要讲出新内容、新观点。吃人家嚼过的馍没意思。”

这里尽管“夹缝”很窄，可他为讲出新东西，阅览了五本专著和一些刊物，一一进行比较研究，写出1.6000余字的《执行刑罚和执行刑罚的法律监督》的讲稿，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清心寡欲治学忙

王桂五常说：“我年纪大了，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得抓紧时间做些事!”

时间，对于手不释卷、学而不厌的王桂五的确是再宝贵不过了。

在颠簸的列车上，在外地的招待所，惜时如金的王桂五总要阅读一本书，绝不会让时间白白溜走。

1988年元月，重病的他住院8天，读完了一本厚厚的《心理学》，写出一篇论文。

在日常生活中，他从来不讲究吃喝穿住用，不图安逸享乐。

在这个有着五十一年党龄的老同志家里，全部家当远不如一些普通工人家庭，唯一能够炫耀的是被他视作无价之宝、塞满书橱的一本本书籍。在他的卧室里，一张极为简陋的旧木床靠墙摆放，紧挨着床是张陈旧的写字台，上面放着电话、老花镜和砖头厚的两本书稿，就是图个工作、联系作者和读书写作方便。

女主人刘英是个爽快的山东人，说话直截了当：“谁都跟他住不到一块儿！人家睡觉他写东西、看书。等躺在床上他也不睡，想起点什么又爬起来写，一宿也不知开多少次灯！”

晚饭时分，是每个家庭人最齐的当口儿。可他家常常是全家守着一桌饭菜久久等待他一个人。

有时，孩于们一边吃饭，一边兴高采烈地讲述着道听途说的奇闻逸事，当别人哈哈大笑了半天，他才抬起头，问：“你们笑啥？”

成年累月，他总是那么几套早已过时的衣服倒替着穿，可那又肥又大的衣服又没处买。刘英总想同他一块到街上做几套。他老是说“没空儿”。没法儿，相濡以沫的老伴儿只好买了布拿着旧衣服到街上让人比着裁。

这些年，高检院常组织老干部健康疗养，去过不少名山大川、旅游胜地。多年来刘英多么希望和老头儿一起到外地去转转，也好让他休息一下。就这么个愿望，也回回落空。

他的一个亲戚被公安局错误关押，出来后两口子风尘仆仆从老家赶来，想让他跟熟人讲一下，澄清事实。这本不为过，他对素昧平生的人还常常热心相助呢。使他们想不到的是正在昌平开会的王桂五打电话让他们依靠当地政法机关解决，连面儿也没见。

为了让老头儿调剂一下生活内容，刘英也想过不少“点子”，但一到他这儿，全不灵了：

叫他打麻将，他说没有空儿；

拽他打门球，他讲腿不行；

拉他看战友，他说至交不看也有情。

刘英后腿没拖住，反倒成了跑腿儿的，几乎天天去邮局给他取各地专家、作者、学生寄来的挂号信。

聊起这些，刘英感慨万分：“唉！我真拿他没办法!”

此话是心疼，是埋怨，是自豪，还是兼而有之？谁又说得清？

一曲歌罢又一曲

《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刚刚完稿不久，又有一副重担加到王桂五肩上——组织编写《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一书。

这是国家“七五”期间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是经过许多法学专家无计名投票而确定由王桂五牵头编写的。

此书系理论性专著，难度很大。他毕竟年岁大了，眼力、腿脚一天不如一天。加之，这些年干得很苦、很累、很乏，他本不想再承担国家顶级研究项目，只搞些单项研究。可是，当副检察长梁国庆找到他，检察长刘复之表示支持时，他又“旧病复发”，欣然同意担任本课题研究组的高级顾问，义不容辞地接下这一重任。

现在，他已写出了1.5000字的提纲。《关于检察制度改革的初步研究》一文也已刊载在1989年《中国法学》第一期上。

看来，他又要苦熬几年。年逾古稀，来日几多?

刘英急了：“你干了一辈子，苦了一辈于，挨整挨批一辈子，可就是一辈子不长记性！这样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儿啊？”

王桂五微微一笑：“实在不行了就是颗头呗！”

当记者问他为啥又接新任务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无沦做什么工作，付出的劳动多了，用过思想，花过心血，也就有了感情。我们国家需要健全法制，需要法律监督！我虽然没有过多少好光景，可这是个事业，我就要搞到底！”

这就是他，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追求，一个政法战线老战士的心声！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