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那位曾经的部长
发布日期:2009-10-23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林天宏

王世杰(190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民国教育、宣传、外交部长。

中国新闻史或许该记录这么一次有趣的会面:上世纪40年代,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访美归来。当他走下飞机舷梯,离地面还有两级时,夫人萧德华迎上前去。由于她比王世杰整整高出一头,边上一个中央社记者便促狭地大喊:“快照相啦!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众人大笑,王世杰却不以为意。

但宽容只是对待记者时才有,在王世杰的下属眼中,这个“身材矮胖,一脸严肃,很有学者风度”的部长显然令人畏惧。曾有记者写道:“(只要王)走进外交部大楼,原本看报纸、聊天和吃零食的各司局办公室,立刻鸦雀无声……”

在学者傅国涌看来,这种“宽容”和“讲求秩序”的混合品质,正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强烈记号,他也将王世杰视为“观察上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个标本”。

从政前,作为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王世杰著述颇丰。他与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已成一代法学名著,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引用。1924年,他主办《现代评论》周刊,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口号,由于批评政府,针砭时弊,曾多次被当局没收、查封。

尽管与王世杰本人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现代评论》仍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在李大钊遭军阀杀害后,这位法学家写下题为《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评论,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稿子送审后被毙,当期的《现代评论》便开出“天窗”,并在目录中保留了题目。

1929年,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在演讲中提出办学思路:“……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学,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

也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初王世杰弃学从政后,西方媒体普遍看好。《曼彻斯特导报》盛赞王是“具有大才干而思想开明的自由派”。《泰晤士报》也认为,“自由派分子在国民党里的优越地位明显增强了。”而傅国涌把王世杰从政称为“浸透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努力”——“他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

在当时的国民党大员中,王世杰是个另类。他不烟不酒,生活简朴,极少娱乐,不坐专车,上下班皆步行。任教育部长时,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他的下级,又曾是他的学生,有人建议他为儿子说一下情,他坚决不允。王纪武最终只能以旁听生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

王世杰半生为民国高官,但他发表的所有文章,从未用过当时公文中流行的“共匪”字样。言谈间,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敬称“先生”。1943年抗战期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因文中有无数攻击共产党的语句,王世杰看后,十分坚决地予以否定,并亲书“君子不念旧恶”六个字,交给蒋介石。

一位共事多年的同僚曾评道:“雪公的气质,尤不宜于官场生涯。官场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

傅国涌也认为,上世纪30年代起,以王世杰、蒋廷黻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政府,他们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和出色的行政领导才能,无论治学还是从政,也都竭尽所能,但“大厦依旧坍塌”。

“……在一个独裁制度下,知识分子参政,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傅国涌追问。

1949年后,王世杰迁往台湾,不久便因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而遭贬职。直到6年后,年近60岁的王世杰才找到一生归属之地——“中央研究院”。这位新任院长增设了物理、经济两个研究所,在各重点大学成立数、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广筹经费,充实设备,改善科研人员待遇。他不时地去“中研院”,像一位普通学者般“隐入座席”,听名流们演讲,直至逝世前两个月。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病殁。临终,他立下遗嘱,将其一生收藏的70余幅珍贵字画赠予武汉大学。身后,子女遵其遗嘱,在墓碑上去掉所有头衔,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记者 林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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