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1925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自幼聪明好学，有“江南才子”的美誉。他194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研究生班进行学习与研究，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法律系工作。他走上武汉大学讲坛时，风华正茂、英气勃发、才气过人，成为当时武汉大学法律系几位最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之一。

由于先生的出众才学，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就获得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武大校长的李达同志的青睐和倚重，李校长在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时，许多章节就由先生撰写。1957年，正当他雄才初现、抱负初展时，突遭厄运，被错划为“右派”。众所周知，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年间，是我国学术界遭受苦难的二十年，法学界首当其冲，许多法学教授受到重点批判、残酷斗争，被赶下讲台，许多法学院系被撤消，法学教师命运稍好的可能改行去其他院系工作，差的则下放农村，生活的困顿和前途的迷惘可想而知；还有的则被批斗致死，家破人忘。先生被发配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教养，蒙冤长达二十二年，妻离子散，漫长严冬，踽踽而行。但即使他在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被迫中断教学研究后，先生也未丧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他以对国家和人民拳拳赤子之心，忍辱负重，在艰苦的逆境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日积月累，斐然有成。1979年他获得平反，正值武汉大学法律系恢复，得以重返讲坛。此时他虽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孱弱，但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全身心地投入紧张的教学科研之中。一开始他就给刚刚恢复的法律系首届本科生开设《宪法学》，以后又给多届本科生开设《外国宪法》。他还是全国高等法律院系最早给本科生开设《比较宪法》的老师，《中国法制报》为此曾作过报道。先生于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的众多学生中有的飞赴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攻读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有的在国家和地方的法制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的已经成为中国宪法学界的领军人物。先生还曾应司法部、原教育部的邀请在上海、西安、大连、北京等地举办的宪法教师培训班上主讲外国宪法和资产阶级宪法专题研究。

作为一名宪法学家，先生的专业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尤长于中外宪法的比较研究。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开始了科研活动。他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小册子是在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加工出版的。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他参加了吴德峰同志主编的《新宪法讲话》一书的撰写工作。在他平反得以重返教学科研岗位后，积厚薄发，力作迭出，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撰写或参加编著了《宪法学》统编教材、《宪法》——法学知识顾问丛书等七本书籍，其中以《宪法与民主制度》、《分权学说》、《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等专著和合著为他赢得声誉，后期又出版了专著《比较宪法学》（获得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得学林广泛推崇。他还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社会科学项目。由于他教研成绩斐然，被选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被誉为新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先生在1980年时职称还是助教，据说是当时武汉大学最年长的助教（时年五十五岁），但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他提升为讲师，1982年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晋升为教授，一跃成为同辈的佼佼者。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但没能摧残他的意志。在恢复工作后的短短十多年里，他奋力笔耕，佳作纷出，享誉学界，令同行钦佩，让后学仰慕。我惊叹先生瘦削、孱弱的身体里怎么蕴涵有如此的创造力、爆发力！我有时反思我们年轻的这一辈，虽然许多人也算位忝所谓学界，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远比何先生那一辈好，但却很难取得如何师那样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也许我们缺少的不是智慧和知识，而是缺乏把学术作为生命的一份执着，缺乏对真理的不舍追求和对事业的奉献精神。

1983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学专业。初上学时，我不认识何先生，但从第一学期学的《宪法学》统编教材上知道何先生是该教材的参编者。最先使我对先生产生深刻印象是，一次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到我班的导师、同时也教我们《中国法制史》的张铭新教授家里请教问题，他的夫人陶毅老师教我们《婚姻法》，当时也在家。记得话题谈到何华辉教授时，张老师和陶老师竟然非常兴奋，抢着对我们说何老师是一个多么好多么好的先生，说他为人正直忠厚，品行高洁，独立特行；说他对同事、对学生、对朋友很重感情，乐善好施；说他夫人赵老师对人非常好客，对待学生就象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由此我感到先生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后来，大约在1985年年底，先生和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一起去美国、加拿大讲学，回国后给我们学生做“美加归来话法治”的讲座，我得以第一次见到何先生。我依稀记得当时的情形，讲座地点在老体育馆旁边的一座两层教学楼里，那天天气很冷，何先生身材瘦削，穿着深色羽绒服，戴付眼镜，眼睛很闪亮，慈爱祥和。他给我们娓娓地叙说他访问美国、加拿大的情形，谈域外法治的特色、谈自然美景、谈人文趣事、谈学术交流、谈访问感触，谈得很入神。他语言幽默，谈锋机智，见解深刻，使在场的学生十分折服，他那带有湖南口音的语音使我更觉亲切，我当时就暗下决心要报考他的研究生。1986年上半年那个学期，何先生给本科学生上《外国宪法学》的选修课，选修的学生之踊跃，令教室次次爆满，去晚了就没有位子。听这门课是我的一个享受，我相信也是其他同学的享受。我发现先生的讲课艺术很有特色，他从不点名，教风洒脱，诲人不倦。讲课中旁征博引，材料丰富，运用贴切，观点新颖，使人胸襟开阔。可以说从他那里我初步开始领悟如何观察外国宪法和宪政的科学思维。先生课间喜欢和学生交流，有时看到学生课堂不认真时，眼神立马严峻，不怒自威。有意思的是，先生嗜烟如命，讲一段必定就要点支烟，几乎是接着抽烟，如偶而忘记点烟了，他的思维似乎停滞了，这时讲授会突然停顿，教室此时静寂无声，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更加聚精会神望着先生，只见他缓缓拿出烟，划根火柴点上，美美地吸上几口，然后在吞云吐雾中再次开讲。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本科时聆听过先生的《外国宪法学》，后又跟随先生攻读宪法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受先生教诲，绝非一日，教泽之恩可谓如岱。我对先生品行高洁的人格魅力、深湛先进的学术思想、严谨科学的治学作风不仅耳闻目睹、更有亲身感受。比如，他十分强调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他常教导我们“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个人能做到无私心杂念，无非分之心，就可以大义凛然。他希望他的学生成为品德高尚、思想进步、忠于国家、热爱事业的人，成为能独立思考、不阿附权贵，不讲假话的人。我们弟子经常去他家谈学问、聊家常，尽管先生曾经遭受过22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却用常人难有的宽容和理解来看待自己所经历的劫难，他从来不和学生提及他受过的委屈，总是乐观地对待人生，豁达地笑谈得失。用陶校长的评价，即“从无怨尤，从不颓唐”。

何先生的道德文章，在法学界有口皆碑。不论是在他生前还是仙逝之后，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宪法学界的许多前辈及著名学者，如王叔文教授、吴家麟教授、许崇德教授、张庆福教授、蒋碧昆教授、陈云生教授等对先生学问人品的赞誉敬佩，更是经常听到同辈学人对先生所表达的景仰。宪法学人都知道，何先生和许崇德教授四十多年的真挚情谊和在学术上的精诚合作是宪法学界的一段佳话。不夸张地说，不仅在宪法学界、在武汉大学，就是在整个法学界，何先生的高尚德修和学术名望也是得到广泛认可和赞誉的。这里我撷取我所知道的两件小往事来印证这一点。其一，1991年下半年，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界的泰山北斗、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张国华教授到湖南讲学，我有幸陪同张先生去韶山游览。张先生是个大家，一路上他说古论今，谈兴甚浓。我记得那天他谈了他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文史趣事、学界逸闻，具体的内容今天我差不多都忘记了，但我至今还记得的是，当他得知我是何师的研究生时，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你的导师何老师是个很正直的人，是个真正的学者！”言毕，他又笑着说，他和何师还有一盘未下完的象棋，得找机会再去武汉和何师把这盘棋下完，顺便再次品尝何师的夫人赵老师的厨艺。今天，两位先生都已作古，但他们之间的相知和友谊，仍使我倾羡不已；其二，1995年11月份，著名民商法学家、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江平教授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作法制讲座，我和《深圳商报》的记者戴先华博士去江先生下榻的银湖宾馆采访他，当他知道我是何师的学生时，便兴致勃勃地讲到了他和何师的交往，并激动地提到何师因直陈谏言而被错划“右派”的事情，他们那种患难同感的情谊深深打动了我们。说实话，对于先生而言，许多前辈、同行对他的推崇，众多学生、校友对他的景仰根本不是我这篇文章所能承载的，我只想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我的感受。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说过：“一个人的净价值是他在同行中获得的尊敬的总和”。何师的一生恰好是奥本海默这句话的最好例证。

何先生的科研创作既勤且深，而且时有创新，文笔优美。这一点也是宪法学界的几代学人人人称颂和获得公认的。他发表的《也谈人权问题》、《实行法制就要摈弃人治》、《论宪法监督》、《浅论三权分立》、《建立新的比较宪法学刍议》、《中国宪法之特色》等重要论文具有广泛影响。他与许崇德教授合作撰写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分权学说》这些在宪法学界、政治学界较有影响的论著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分权学说》一书，以十分洗练的文字对三权分立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资产阶级宪法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对其理论沟稽渊源，对其实践运用多方考察，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学观对资产阶级宪法原则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力作。他的代表作《比较宪法学》在体系和内容方面创新开拓而卓然一家，该书对我国比较宪法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及研究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于建立新的比较宪法学体系作了开创性的尝试，被学界誉为我国比较宪法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成果。尤为可贵的是，他的不少论著不为时讳，透露着他的率直和对真理的追求，确实时文如其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患有哮喘、肺气肿等，他又嗜烟如命，我经常见他边抽烟边吃“痰咳净”、“京都念慈庵“。武汉的秋冬寒夜对他的身体严重不适，他晚年更是行走不便、足不出户，那个时代又没有电脑等便利的写作条件，先生的所有论著是在稿子上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我亲眼见过他的一些手稿，是题头印有武汉大学字样的稿纸，上面字迹工整、笔力遒劲，令我惊奇的是，他的文稿很少有涂改，几乎是一气呵成，文字干净、精练、优美，没有任何废言赘语，看得出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下笔。先生曾多次对学生说，要趁着年轻时多读书、读好书，只有打下扎实的基础，以后做科研时才能驾轻就熟。

1986年上半年，我已决定报考先生的研究生，打听到先生住在武汉大学南山区的四十亩地，我前去拜访他。初次近距离见先生，我不免有些紧张，先生非常慈祥，脸上笑眯眯的，镜片后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让师母赵宗荃老师给我倒茶、削水果，亲切地问起我为什么想读宪法研究生、是哪里人。不一会儿，我们就相谈甚欢了。我记得我没有坐多长久，当我起身告辞时，何先生可能听到我说话时鼻音很重，让我先等等，然后对师母赵老师说：“老赵，你给平学找点感冒药，他可能感冒了”。顿时，我感到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涌动。

1987年，我如愿考上先生的研究生，1992年又重回先生门下，攻读宪法学博士学位。后来，我被指定做先生的科研秘书，与先生的接触和交往更加频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先生对在我成长进步上付出的拳拳爱心。早在1988年，先生用自己的科研经费资助我去外地调研地方人大制度。为了让我尽早得到了学术训练和成长，在我读硕士期间何师就让我参加由他主编的国家教委《外国宪法》教材的编写任务，撰写“埃及宪法“一章，虽然该教材后来因故未能出版，但我一想到自己一无名小卒，却能参加到当时这样一本编写和审稿的都是名人大家的教材项目中，如罗豪才先生、许崇德先生、张正钊先生等，我就为自己所获得的机遇和锻炼而激动。1990年我硕士毕业回湖南工作后，曾多次回武汉去看望何师，何师总是问起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我争取回来读博士，甚至为我尽早考回来而安排其他一些师兄在我之后再报考。我记得每次离开先生家，他总是送我到楼梯口，含笑不语，目送我离开。1991年何先生又让我参加他主持的国家七五社科规划课题，使我有机会第一次参加国家级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工作。1994年，先生又用自己的科研经费资助我参加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中国宪法学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由此结识了宪法学界的许多前辈和著名学者，得到了他们的提携和指点，开拓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我记得很清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著名湘籍法学家、《中国法学》的主编郭道晖教授推荐我代表我们所在的小组上大会交流发言。我相信，即使在今天，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都难得有机会在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年会上发言。何先生的这些关爱给我在学术成长所带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记得那次去成都，我曾给先生提出博士毕业后想去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跟随王叔文所长做博士后研究的想法，请先生给我推荐，先生二话没说，马上动笔写信。先生当时身体很虚弱，动笔写字比较困难，写一张纸的信笺要休息好几次，但他仍十分认真地、一笔一划地写好。这里是他信笺的原文：

叔文同志：
您好！
我因患哮喘行走不便，不能来成都参加年会，失去一次和您见面叙谈的机会，深感遗憾。您和我彼此之间有一笔债权债务：我曾答应您，向您推荐一个最好的博士生在您的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和学习，接受您的培养和教导；您曾答应我，到家里吃一顿便饭，评品我爱人的烹调技术。

现介绍邹平学前来拜见您。小邹明年毕业，他品学兼优，特别景仰您的道德文章，多次向我表示愿意师从您继续深造。特为奉函推荐。

我的另一个博士生李言静在海南工作，我拟为他在海口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时间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想请您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您公务繁忙，不知能否抽身屈就？希望您能拨冗赴琼，顺便还我“一顿饭“的债务。

专祝近好！

华辉
1994年9月12日

这封信的复印件以及由师母代笔的一些信我一直都珍藏至今，睹物思人，我脑海里就会浮现起在武汉大学求学的宝贵时光。说心里话，除母校厚重的学风、桂园的花香、枫园的红叶、东湖的碧波和珞珈的翠绿令我萦怀外，最令我感恩不忘的还是跟随何先生的岁月和点点滴滴，还是对先生的那份追思怀念！先生对我的恩德始终是我事业不竭的动力！尽管后来由于考虑家属工作安排等因素，1995年毕业时我改变了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意向，去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但有机会一定要重返学术的信念始终不变。我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期间，每天忙于行政事务，难以掌握学术动态，与学术渐行渐远，但在工作近7年后的2001年年底，也是机关正在考虑提拔我的关键时候，我毅然决然回到深圳大学，从讲师干起，这个抉择是与先生对我的巨大影响和精神感召分不开的。

其实，先生对学生的恩德又何止于我！他对每一个弟子、每一个学生都是一视同仁。不仅对自己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关爱有加，就是对任何来访的学生，他都是来者不拒，招呼师母热情接待，只要能帮忙的他总是有求必应。所以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招收的硕士、博士，都喜欢去他家里，或向他请教学问、咨询考研，或陪他下象棋，陪他看电视体育节目，或请他写出国留学或者考研、就业的推荐信，甚至去他家改善伙食。只要有学生来，何先生和师母都会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学生。先生对物质享受不在乎，生活简朴，自己的工资大部分用于治病，有时还用于帮助学生。许多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都品尝过师母的厨艺。我记得刑法学家马克昌先生的得意弟子胡鹰博士（现为深圳市宝安区法院院长）曾经和我提过，他有次去马先生家请教问题，到了吃饭时间他准备告辞，马先生要留他在家吃饭，他脱口而出，说不了，他要去何先生家吃饭。说完后他自己觉得说得不妥，怕马先生误会他的意思。其实他并非在两位老师之间有什么轩轾，只是因为他经常到何先生家吃饭，就象习惯上回家吃饭一样。

先生还能走动的时候很喜欢去迎接新生的地方看看，我好几次在迎新现场见到何老师。他的记忆力惊人，他和马克昌先生自美国讲学回来，回到北京机场，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北京校友去机场接机，他竟然一一叫得出学生的姓名，让师兄师姐们既惊讶又感动。值得反思的是现在的高校，不少老师与学生的感情生疏、关系淡薄，甚至出现一些为人不齿的现象。“德高为师，学高为范”，从何先生身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些启发和教益呢？

先生性格刚正耿直，疾恶如仇，眼睛里掺不得半点沙子。他对弟子的关爱不仅体现在多方面关心帮助他们的学习、生活、事业、就业等，还体现在对弟子的严格要求。他始终把做人放在做学问之前来要求弟子，一旦发现弟子在做人处世方面的不足，便会很严肃地提出批评，甚至采取旁人难以理解的严厉方式予以责难。他批评弟子时，眼神非常严峻，话语虽不多，却透露着无形的震撼力和说服力。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但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今天看来，先生要求弟子们“做事先做人”、“做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正直做人，认真做事”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啊！

先生晚年，为避免武汉的严冬对他身体的伤害，一般总是在秋天飞去海南居住，来年春暖花开时再回珞珈。我1995年博士毕业那年，他决定不去海南过冬，我闻之心里担忧，打电话劝他还是去海南。他说出行很不方便，麻烦太多的人，决意在武汉过冬。我听后心情沉重，为先生的身体而担忧。也就是这年的冬天，先生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未再起。上苍如此不公，弟子毕业分别竟成师生永诀！我永远记得江城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1996年的元月17日，恩师何华辉教授永远离开我们，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宪法学事业！弟子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在治学和为人上指点迷津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