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的CLSCI期刊发文情况，中国法学创新网在采纳法学学术前沿团队统计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委托其团队结合往年法学创新网的统计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更新和核定，最终确定了2022年CLSCI期刊发文统计分析系列报告。如发现有数据信息不准确或评价不妥之处，请发邮件至：zgfxcxw@163.com 

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热度依旧

中国式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稳步推进

——2022年度CLSCI来源期刊刑事诉讼法学发布情况与统计分析

　　2022年度全年CLSCI来源期刊共刊发论文1861篇，2021年度全年CLSCI来源期刊共刊发论文1884篇，2020年度全年CLSCI来源期刊共刊发论文1938篇。本年度所有CLSCI期刊均刊发了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本年度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总计190篇，2021年度为191篇，2020年度为211篇。

　　（二）年度高产作者

　　本领域高产学者的标准是发文量在4篇及以上。据此，本领域高产学者为：四川大学左卫民教授（6篇），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4篇），四川大学龙宗智教授（4篇），中国政法大学罗海敏副教授（4篇）。

　　（三）年度领域研究热点与趋势

　　2022年所有CLSCI来源期刊均发表了刑事诉讼法学科论文，总计190篇，与去年的191篇基本持平，约占本年CLSCI期刊总发文量的10.21%。其中，三大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共发表论文13篇，相较于去年的17篇有所减少，具体为：《中国社会科学》1篇、《中国法学》6篇、《法学研究》6篇，约占三大权威期刊发表法学论文总量的7.14%。

　　2022年，高产单位（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共13家科研单位，共发文113篇，占论文总数的59.5%。从具体情况来看：其一，中国政法大学依旧独占鳌头，发表CLSCI期刊论文的数量达到25篇，其中《法学研究》1篇。其二，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发文量靠前，发表CLSCI期刊论文的数量分别为14篇、13篇和10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发表1篇《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发表1篇《法学研究》。其三，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势头强劲，发表CLSCI期刊论文的数量分别为8篇、7篇和6篇；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发表1篇《中国法学》、1篇《法学研究》。其四，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表CLSCI期刊论文的数量均为5篇，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发表1篇《法学研究》。此外，吉林大学发文数量为4篇，其中《中国法学》1篇、《法学研究》2篇。

　　2022年，高产学者（发文量在 4 篇及以上）共4位，发表6篇论文的学者有1位，发表4篇论文的学者有3位。高产学者数量及单个学者发文量同去年相比变化不大，2021年高产学者共5位，发表5篇论文的学者有1位，发表4篇论文的学者有4位。四川大学左卫民教授和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2021年、2022年均为高产学者。此外，2022年，博士生独立发表论文11篇，约占据该年刑事诉讼法学科发文总量的5.8%。从博士生所属单位来看，中国政法大学4位，北京大学3位，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安徽大学各1位。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明确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界以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为主线，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企业合规、认罪认罚从宽、数字法学、证据法等主题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2022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主要集中在以下五方面：

　　1．深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关注司法改革

　　作为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司法改革及相关诉讼制度改革的内容。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司法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司法体制机制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其中有关司法改革的论述进行了深入研究阐释。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创新性为统领、以人民性为根本、以科学性为内涵、以实践性为导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理论与司法改革实践的创新发展。有学者指出，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的刑事程序法治建设通过理念革新、制度建设、实践创新，助推刑事程序法治文明获得新发展。未来应当着眼于构建自主刑事程序知识体系，为刑事程序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刑事程序法治文明。有学者从价值论（为何改）、方法论（如何改）和本体论（改什么）三个维度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体制改革理论进行了阐述，三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有学者对司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治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技术路径、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以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司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2．企业合规研究热度攀升，研究不断深化细化

　　从发文情况来看，2022年与企业合规研究相关的论文共28篇，相较于2021年的17篇有明显提升，约占该学科2022年CLSCI期刊论文总数的15%，成为本年度研究的最热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相关论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企业合规制度的本土化构建；（2）企业合规的整改及评估；（3）企业合规的程序和实体应对、行政监管、行刑衔接等。

　　自最高检察机关主导推行企业合规改革以来，学界对企业合规的研究热度逐步上升，2022年超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最热主题。如果说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合规的基础理论及（域外）模式、企业合规不起诉、企业合规建设与评估、企业合规中检察机关作用等问题，那么2022年度的研究则有明显的深化和拓展。一是聚焦中国问题，如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融合及可能的衍生风险，刑事合规的中国路径，企业合规本土化中的“双不起诉”等。二是在关注企业层面合规整改、合规评估的同时，还从个人层面探讨了合规人员、合规监管人员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等。三是采用整体视角对合规改革进行研究。一方面，从刑事一体化视角探讨合规制度，对企业合规的程序立法及实体立法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将视野拓展于刑事程序之外，探讨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行政监管等。学界还对刑事数字合规、刑事合规中的法院参与等新问题，以及美国、法国等域外国家合规制度的新发展及其借鉴进行了研究。

　　3．认罪认罚从宽研究热度不减，多元化趋势明显

　　2022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论文共22篇，相比于去年的40篇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且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范围均有所拓展和深化。从研究内容来看，相关论文主要聚焦于：（1）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与保障；（2）认罪协商（控辩协商）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拓展适用，如在企业合规、职务犯罪案件等中的适用；（4）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特别是庭审程序）及证据运用。

　　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始终占据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也是2021年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2022年该热点仍然延续，但相较于之前研究明显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内容具体化的特点。可以看出，该制度经历了正当性争论、立法确立、具体规则构建、实践普遍适用之后，学界开始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何全面、精准、妥当地适用于各类案件。有学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企业合规改革并行的背景下，对二者的融合——企业合规从宽制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对制度适用中逮捕措施被筹码化的警惕。有学者基于控辩失衡的现状，对认罪协商（控辩协商）中存在的问题、风险及规范进路进行了研究。有学者基于认罪认罚案件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特性，对此类案件的审理程序、证据调查方式、证据开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主张通过完善具体程序规则强化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的保障。还有学者对职务犯罪人员、外逃人员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附条件认罪认罚，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合解的衔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适应数字时代，开展前瞻性研究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社会正在加速形成。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法学日渐成为显学并受到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刑事诉讼法学界也参与其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前瞻性、针对性研究。

　　我国近年的刑事司法体现出积极应用新技术、拥抱数字时代的态度，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司法事务管理等各领域。有学者对数字法学的定位、范畴与方法，以及数字法学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有学者对刑事数字合规，数字法学视野下的网络空间治理，以及网络空间刑事司法域外管辖权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被告人质证权的保障，以及数字时代的司法责任伦理。还有检察界人士解析了法律监督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革图景。在证明机理方面，学界探讨了大数据证明的机理及可靠性、海量数据的多元化证明机制、区块链司法存证的应用及其规制、大数据证据质证的实质化等问题。还有学者对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面向及中国计算法学的未来进行了审思。

　　5．证据研究聚焦于证据与证明，兼顾基础理论与具体规则

　　2022年刑事证据研究展现出“证据与证明”并重的特点，学界在对证据属性、证据资格、证明标准、证明模式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诉讼制度的新改革、证据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对不同程序、不同案件中待证事项的证据规则、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精细化分析。

　　在证据理论方面，有学者对证据属性这一基础问题进行了再阐述，主张在明确证据当前事实性的基础上，聚焦证据的相关性，并以此为中心进行制度建构和证据规则的完善。有学者从证据为事实基础提供合理性根据的程度将刑事证据资格区分为初级资格和高级资格，并认为证据的主观资格旨在保障证据材料在价值上的可接受性。有学者提出证据是“行为引发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的新证据概念。有学者对刑事诉讼中新型证据，如专门性证据和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与规制进行了分析。有学者研究了特定类型案件中特定证据的使用问题，如强奸案件中被害人性品格证据、刑民交叉案件中言词笔录证据的使用问题等。

　　在证明理论方面，学界对“印证”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明机制再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代表性学者对“印证”的机理进行了阐述，结合新近的司法改革举措提出了“印证”治理的具体路径；有学者对冤假错案中的虚假印证进行了考察，主张对此进行全方位的制度防范。刑事证明标准同样受到关注，有学者对间接证据定案规则中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实践考察；有学者对留置措施的证明标准、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证明标准进行了研究；有学者对经验法则、最佳解释推论、情理推断、概率推理、抽样证明等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进行了分析，进一步丰富了刑事证明理论；有学者对正当防卫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刑事客观证明（刑事证明客观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新技术背景下，还有学者对大数据证据、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等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了研究。

　　相对于证据和证明的基础理论，证据规则与司法实践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方面，既有对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原理的基础性研究，也有在检视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后提出改革方案的对策型研究，还有对口供补强规则、根据在案证据裁判规则等具体证据规则的研究。

　　除以上几方面外，法律援助制度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就前者而言，学界以《法律援助法》颁布施行为契机，对法律援助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是评述我国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中国特色。二是论述委托辩护与法律援助辩护的关系，主张委托辩护优先。三是关注死刑复核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四是研究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保障机制。就后者而言，《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印发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相关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对检察机关侦查权、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事执行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以及检察机关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检察官统一调用、自诉转公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还对大数据法律监督、数字化法律监督等新型监督模式进行了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则受到部分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青睐，学者们对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中国“执行难”应对模式、受贿罪量刑、和解制度、刑事错案与鉴定意见的关系、法学研究中裁判文书运用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进路。还有学者提出实证研究可以打造一种“可验证的司法理论”，并对描述性统计、因果分析以及机器学习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6．小结与展望

　　观察2022年刑事诉讼法领域的法学核心期刊发文，可以发现2022年学界聚焦中国问题、扎根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理论，体现出构建中国特色刑事诉讼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强烈趋向。在研究范围上，基础理论、制度规范和司法实践均受到相当关注，刑事程序与刑事证据实现有机结合，传统问题与前沿话题均得到深入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中国式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成为亟需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22年和过去数十年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司法、改革及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丰厚成果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诸如公平正义刑事诉讼理念、刑事诉讼领域法治改革、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治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更多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