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生于1887年，字补塘，常用笔名老圃。1895年考入天津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在他读二年级时，学校里因伙食不好，部分学生闹事。当时学堂的主管是外国人，追查带头闹事者，一个广东籍的学生挺身而出，其余的闹事者，都缩着头不敢出声。杨荫杭本来没有参与闹事，可是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场风波就不能平息，于是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还有我！"就这样，他就被学堂除名了。他本来出身于寒素之家，依靠公费读书。被开除后，就投考提供公费的南洋公学继续读书。由于杨荫杭学习成绩优秀，第二年被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日本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思想，于1900年的春天，发起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从事反清爱国活动。1902年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与留日同学蔡文森一起组织理化研究会，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励志学会和理化研究会的会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无锡光复活动。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准备缉捕他。杨荫杭得知讯息后，于1906年出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

　　中华民国建立后，杨荫杭先后出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任职期间，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旧政府的司法与官府一样腐败，根本没有公道所言。他的以法治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失望之余，他转而研究音韵学和古钱币及梵文。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和《楚辞》。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病逝世，终年67岁。

　　杨绛，又名杨季康，是杨荫杭的四女儿。1911年生于北平。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到英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他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父亲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时候就自然懂了。"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有天晚上，父亲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父亲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父亲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循循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杨绛读高中时，学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班里经常推举女同学到街头演讲。有的女生不乐意去，就推说家长不同意。有一次推举到杨绛演讲，她回家时也希望父亲答应她不参加街头演讲，可是父亲却说："你不乐意去，就直接说嘛!"鼓励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杨绛考上东吴大学，学习一年后要分科，老师希望她读理科，她自己因为各科学得都很平衡，没有特长，也拿不准主意。就问父亲该学什么？杨荫杭说："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她遵照父亲的教导，选择了文科。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杨绛的未来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她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根本缘由。

附：慕槐（贺卫方）《杨荫杭不满检察垄断刑事追诉权》（发表于《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

杨荫杭先生本世纪初出洋研修法律，回国后曾在北京任法律教职。辛亥后相继任江苏、浙江以及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1917年以涉嫌收受巨额贿赂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朝野为之震动。无奈这种独立司法之行为不见容于官官相护的中国政界，最后只能辞官回家。好在他博学多能，从事律师职业之余，又做报人发表了许多涉及范围广泛的文章。当然，法学类占有相当的比重，成为我们研究近代法学发展时应当注意的文献。有兴趣者，不妨读读由杨先生之女杨绛教授整理成编的《老圃遗文辑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不少观点对今天的法制建设也不无启发。

例如，在发表于1924年的系列短文“读律余谈”中，作者对于继承时效、刑事程序、律师等问题都有颇具兴味的议论。他称“司法改革以来，最不惬人意者，莫如检察官垄断诉追权。”他认为这种制度“最不合中华之习惯与中华人之心理 。”自唐代以来的旧法虽含国家追诉之意，但从未设专司起诉之官，“告发、告诉悉听人民自便，实与英美之法相近。”而由国家垄断追诉，若遇检察官读职懈怠，则受害人“除饮恨吞声之外，更无他法。”作者对当时司法改革中对日本法的亦步亦趋提出了批评：

“中华法政人才以出于日本者居大多数，故中华人之食日本法，如日本人之食鱼，生吞活剥，不暇烹调。所谓“国家追诉主义 ”，即其一例也。

杨荫杭先生大约不会料到，时过二十多年之后，中国居然设立了一种与法院相平行，不仅有追诉权，而且对法院亦行使监督权的检察机构。不过，这一次不是学日本，而是沿袭了前苏联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