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老的故事很多，说起这些故事，年过八十的他依然低调、淡然。“我是与世无争的。”他说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高欣 肖莎 法治周末记者 王婧

　　与许崇德老先生的采访约在下午四点，听说许老现在每天要午休到三点。四点准时敲门，一位身穿棉睡袍、略显消瘦的慈祥老者出现在记者眼前。

　　许老的客厅有一整面墙的书柜，茶几上也堆满了书，从法律类书籍到文学理论，让人几乎看不出下面是茶几。许老招呼记者坐下，笑着说：“你们问我来答吧。”那种扑面而来的和蔼让人不敢相信，眼前坐着的，是中国宪法学泰斗。

　　“念书是不能放弃的”

　　1929年，许崇德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现隶属于上海市)的一个小镇上，出生仅几个月爸爸就去世了。许崇德的外公是清朝时期的秀才，妈妈也是读古书长大的，后来在当地招收一些女学生，教她们读书。听着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长大，加之书香门第的文化熏陶，许崇德从小就很重视读书，“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抱着我唱唐诗”。

　　后来，许崇德上了洋学堂，妈妈对他要求颇为严格，不仅学习任务要完成，还要练习毛笔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军占领，母亲带着年幼的许崇德四处逃难，先后辗转江苏农村、上海租界地和皖南，但无论到哪里，许崇德都会被安排到当地的学校继续学业，努力不受战乱的影响。

　　当问及幼年遭遇战乱、四处逃难的境况，为何依然不放弃读书时，许老很平淡地说：“无论如何，我就觉得，念书是不能放弃的。”

　　命中注定学宪法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不能放弃念书”的许崇德考上了复旦大学学习法律。

　　许崇德说，当时是由于看到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有中国法官参与，遂立下要学习法律的念头。“因为战争原因，当时我讨厌侵犯中国的日本人，就想着怎么‘整’他们。看到法庭审判战犯用的武器是法律，于是决定了要学法。”许老一字一顿地说。

　　但这只是促使他选择法律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颇为有趣。“因为从小我数学老不及格，对数理化也没兴趣。”就这样，许崇德开始了漫长的“与法结缘”之路。

　　与宪法结缘还是在他进入复旦大学读书之后。

　　那时的宪法还叫做国家法。在复旦大学，有位叫做张志让的老师开了一门很“火”的课，主要剖析蒋介石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的国家法。之所以“火”，是因为张老师讲得很透彻，学生们听得也津津有味、获益匪浅。这给了许崇德很大影响，让他喜欢上了国家法研究。

　　1950年本科毕业后，许崇德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太过凑巧的是，许崇德居然真得被分配到了自己喜欢的国家法研究方向，“正中下怀”，许老高兴地回忆道，“所以我说我也许是命中注定学宪法”。

　　全国第一期普选

　　1953年暑假，许崇德和同学们被派到山东泰安农村，参与全国第一期普选的试点工作。当时，选举法刚颁布，在“没有选举法、没有普选”意识的群众中间宣传并开展普选工作，是一件难度相当大的事情。

　　许崇德所在的工作队首先从培训当地青年团员开始，再一步步严格按照选举法进行实践，努力把选举和选举法讲得很通俗，整个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群众们觉得自己的选民证就如同一张“光荣证”。

　　借着第一期普选的机会，国家也希望可以结合选民登记来进行人口普查。“当时一直说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但究竟新中国有多少人？不得而知。”

　　问题出现了。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当地妇女几乎全都没有自己的名字。怎么办？

　　“现起名字呗”，提到这个小插曲，许老颇为得意地说，“我给她们起了好多好多名字，告诉她们，‘以后这就是你的名字了’，她们都很高兴的。”

　　25岁进中南海

　　1954年，从山东普选试点回到北京，许崇德正赶上了当时新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招兵买马。作为学习宪法的“对口”人大研究生，他自然被选中进入了委员会。

　　委员会全部工作都在中南海展开，刚刚25岁的许崇德进驻中南海，开始了自己在秘书处资料组的工作。

　　当时，作为委员会的普通工作人员，许崇德的工作主要有三项：

　　一是收集整理各国宪法。最后成果是“印了三册资料”，分别是中国近代宪法、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宪法。

　　二是整理编辑了一本“宪法名词解释”。“当时的领导们大多打仗出身，得编一本类似于字典的名词解释给他们看。”

　　第三项工作才是重点。宪法的起草在全国征求意见，掀起了全民大讨论。许崇德所在的资料组负责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见建议。

　　正是这段时间，我国淮河和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水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民群众们对宪法的讨论热情，这让许崇德记忆深刻。

　　“当时听说，有的地方，人们一边抗洪，一边抽空在河堤上学习讨论。”许崇德回忆说，“由于水灾，很多‘意见’都是先用防水的油纸一层层捆好，再专程由飞机运到北京。拆油纸的时候心情是很激动、很感动的”。

　　心怀这种感动，许崇德他们在中南海里日夜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宪法起草意见，并且分门别类，从几百万条意见中最终形成了一本厚厚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亲历过当时场面的许崇德说：“宪法通过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墙外鞭炮声四起，很激动人心。”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选出了1226名代表，为什么是1226名呢？因为怀仁堂只有1226把椅子。”每当回忆起这些有趣的小段子，许老总是显出惊人的记忆力。

　　就这样，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年轻人，在中南海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的全过程。

　　夺回自己的自行车

　　“‘文革’对我没多大影响。”回忆起十年动乱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的时光，许老平静地说。

　　也许，“文革”对于许崇德最大的“损失”就在于，这让他失去了自己勤奋摘抄了一箱的读书卡片，以及保留齐全的整套《新华日报》。

　　面对这些，许崇德似乎格外地乐观。“老发愁也没用，而且我也不觉得孤单，大家都一样。”许老说，他总是觉得，这一切终究会过去的。

　　当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许崇德的自行车被红卫兵征用走了。过了好长时间，迟迟不见归还，这让他“耿耿于怀”，一直惦记着。

　　后来有一天，许崇德上街溜达，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自行车就停在路边。想到当初配的两把车钥匙还有一把在手，许崇德上前开了车锁就把车骑回家了。

　　那个时代，给许老的回忆依然是这么平静而有趣。

　　本分的教书匠

　　做了大半辈子的“教书匠”，许崇德似乎格外“本分”，从没有考虑过要换工作，只是埋头做学问、带学生。

　　人大毕业后，许崇德留校任教。“第一次上课不紧张”，许老说，当时都是集体备课，要先写出讲稿，经教研室通过后再去给学生上课。

　　许崇德面对的第一拨学生都是有着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同志们，几乎都比自己年龄大。“我和他们就是同志关系，跟后来那么多学生也都是同志关系。”许老半幽默半认真地总结道。

　　许老说，到现在为止，他一共培养了近六十个博士生，这其中不乏韩大元、王振民等业界精英。“现在我有什么活动都要向他们汇报的。”

　　如今，许崇德每年只招一个博士生。“凭着诚恳和爱心去教书就可以了。”

　　许崇德说，学术之于他，也是责任、也是兴趣，“其乐无穷”。面对“为什么选择一直当老师”的问题，许老说，可以培养出人才，桃李满天下。“我妈妈也是老师。”

　　忆及到北京读研的第一个冬天，许崇德说他很兴奋，“看到北海公园全是冰”，于是就迷上了滑冰。都说许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他说这些都是用来“调剂生活、调剂心情”，只是闲暇时的自娱自乐。

　　许老的故事很多，说起这些故事，年过八十的他依然低调、淡然。“我是与世无争的。”他说。

　　■许崇德

　　1929年生，上海青浦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点建立人和主持人。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