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昌先生走了，离开了他耕耘奋斗61年的武汉大学法学院，离开了景仰、尊崇和爱戴他的人们，也离开了他倾注了毕生精力和心血的中国刑法学事业。斯人已逝，但先生笑貌仍历历在目，先生教诲犹回响耳边，悲恸哀伤、扼腕长叹之余，更加追念先生为学、为师和为人的风范与品格。
为学，马先生的治学始终贯穿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兼容并包的雍容气度。作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苏俄为师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我国培养出来的第一届刑法学研究生，先生参与创建了以苏俄刑法学为基本框架的当代中国刑法理论。但是，他从未以此为满足，而是以广博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将借鉴的目光投向世界各国的刑法学成果，成为我国比较刑法学的第一代启蒙者和开拓者。在中国刑法学重获新生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关于西方刑法学的资料尚极度匮乏，先生即凭借自己扎实的日文功底率先在刑法中的行为、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等重要领域介绍和引入了大量日本及欧陆刑法学的理论，并以自己崇高的国际声望积极参与开拓了我国与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为此后中国刑法学快速健康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开辟了宽广的路径。记得2009年，国内学界关于究竟应保留苏联式的四要件还是改采德日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先生并没有断言二者孰优孰劣，而是反复提倡应当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包括这两种方案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犯罪论体系均展开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和客观地评价各自的利弊。尽显出一位学术大师海纳百川的风范和科学严谨的态度。此外，先生年轻时曾遍读中国古代典籍，谙熟我国传统历史文化。所以，在刑法学的研究中，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国学素养，时时能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挖掘和筛选出可为当代中国刑法发展所用的思想精髓与有益遗产。例如，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写成的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谦抑原则的系列论文中就广泛征引了《尚书》、《周礼》、《左传》和《进律疏表》等典籍。可以说，先生在刑法学领域内完美地实现了苏俄知识与德日理论的交汇、传统文化与现代问题的沟通，他是刑法学界真正达至中西并举、博古通今境界的典范。
为师，马先生严以要求、言传身教、一丝不苟。当我进入博士学习阶段时，马先生已年逾八旬，而且当时还为严重的口腔溃疡所困扰，但他仍然坚持亲自为我们讲授比较刑法学的课程。尽管平日社会事务繁多，纵然对课程内容早已烂熟于心，但先生在每次上课之前的一个晚上必先对次日所授内容精心安排、仔细准备，并一一给我们打电话以提醒上课的时间和地点。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课堂讲授中，先生片刻不歇，一方面不时提出各种问题以检验我们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则对我们所提之疑问要么给与详尽备至的解答，要么与我们共同切磋探讨，遇兴味正浓之时竟全然不顾授课时间早已大大超出预定的安排。2009年底，我结束了在德国为期一年的联合培养回国，并在参加答辩之前将写成的博士论文初稿呈送先生批阅，先生约我三日后来取。当我如约到先生家中聆听其修改意见时，发现论文中早已夹满了无数的纸条，页眉页边也密密麻麻地用铅笔写着各种修改意见和供进我一步思考的问题。先生并不懂德文，却指出了我德文注释中个别人名的拼写笔误；年少气盛的我在批判他人的观点时笔锋不禁张扬，先生则谆谆教诲我，为文与为人一样，在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同时，也应当做到以理服人、客观中肯，切忌偏激。可以说，先生始终秉持一名教育家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他在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始终融讲解知识与传授方法、融提升学问与兼修学品于一身。
为人，先生和蔼可亲、宽厚平易。先生虽尊为学界泰斗，但与晚辈学生在一起时却宛如亲切温和、风趣健谈的慈父。无论是在家中与其促膝而坐，在校园中伴其闲庭信步，还是在出差途中与其同乘列车，我们总能无拘无束、天南海北地与先生谈笑风生。中秋之日与先生相见，他不忘给我们送上月饼；盛夏时节到先生家中，他总是备以水果。2011年5月19日，我从德国短暂回国探望了先生。尽管当时饱受重病折磨已近一年的先生形销骨立、身体虚弱，但仍然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他在病房见到我后惊喜不已，一谈就是半个小时。先生绝口不提自己的病情和治疗，而只是关切地询问我在德国的学习以及回国求职的情况，并纵论国内刑法学发展的现状，反复嘱咐和勉励我继续扎实努力，多写出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当我把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递到他手上时，先生消瘦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临别，我握着先生的手说：“您多保重身体，等我年底回国后再来看您。”先生高兴地连声说好。不想此次相聚，竟成永诀！
追思先生，我常在想，以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法学家有着共同的际遇和品格。他们求学和成长于国家民族危亡之时，也曾满怀激情与希望地投身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建设，又在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洗礼中蒙受苦难与屈辱。当国家的法治建设终于迎来春天与曙光时，他们并不为个人经受的坎坷而哀叹自悯，不为宝贵的青春年华惨遭荒废而怨天尤人，而是在即将步入人生暮年之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全力投身于对青年时代理想和抱负的追求之中，在法治的一片废墟之上为劫后余生的法学重新铺就了坚实的基石。是他们，历经磨难、矢志不渝，担当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脊梁，传递着中国法学发展的薪火；是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辛地为法学这门在中国尚属年轻的学科披荆斩棘、开拓道路；是他们，甘为人梯、哺育后学，总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而今，尽管“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岁月留不住先生生命的脚步，但他的生命却又以其不朽的精神风范和不竭的思想财富而得以永远延续。
恩师马克昌先生千古！
2011年6月24日于德国弗莱堡马普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