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居住的时雨园隐于繁华的中关村地带，盛夏骄阳下，满目绿意。“我到门口迎接你。”挂了电话，许崇德笑呵呵地打开门，眼前的这位中国宪法学泰斗，一头银发，雪白的T恤，深蓝色的短裤，格外亲切随和。

走进宽敞的客厅，三面书架环绕，一层层的书堆摞到了天花板，茶几上铺满了书和报刊资料，整个房间看似随性却自有章法，弥漫着浓郁的书香气息。“这些书别人不能动，一动我就找不到了。”交谈中，许崇德偶尔会随手从一堆书中拿起一本，翻到其中一页，指出某个年份或人名佐证自己的话。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崇德参与了“五四宪法”、“八二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四部重要法律制定的有关工作，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历程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耄耋之年的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五十余载，也是国内宪法学发展的奠基人和重要参与者之一。

面对无数的荣誉和眩目的光环，许崇德波澜不惊，非常淡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轻缓的话语声中，记忆深处的往日画卷由此徐徐展开……

“五四宪法”：群众在抗洪堤坝上讨论草案

“1953年1月，中央启动了宪法起草工作，专门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许崇德的讲述将记者的思绪带到了五十多年前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1954年初，研究生毕业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员的许崇德作为宪法学“对口”的专业人才，被组织借调到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资料组，负责收集世界各国的宪法。

2007年7月1日，许崇德在香港回归十周年驻港部队阅兵庆典上

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在中南海。许崇德回忆说，资料收集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有中国近代宪法，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宪法资料外，还包括美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当时的领导们大多从战场归来，对宪法这一事物还比较陌生的，需要拓宽知识面。”

除了资料收集外，许崇德与同事们还整理编辑了一本宪法名词解释，因为宪法毕竟较专业，这本小册子就像本宪法小百科全书，对相关的名词，解释得简要明确，很有帮助。

宪法的起草经过一稿又一稿的反复讨论，不断论证，草案日趋成熟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公布草案，进行全民讨论。“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的百姓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都热切期盼这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大法能够尽快出台，参与讨论的热情格外高涨。”

正是在那年的夏天，我国的淮河和长江流域赶上了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许崇德记得，“即使这样，基层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仍然不放松讨论宪法草案，提出意见。一边抗洪，一边在河堤上讨论。”而且令许崇德印象深刻的是，水灾阻断了路面交通，许多“意见”是由飞机专程送到北京，一捆捆的，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每次拆开油纸，看到这些千万群众讨论的成果，许崇德他们都备感珍贵，感动不已。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宪法修改委员共收到一百多万条的意见，许崇德和同事们日夜加班加点忙碌，依照草案的条文顺序，对意见进行分类整理，“遇到相同、重复的意见就归纳为一条，并标明提交的省份。”最终形成了十六本厚厚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供草案修改时参考，也供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翻阅。

2010年5月26日，许崇德（左）应邀赴澳门主讲“新形势下的依法施政”

据许崇德回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宪法起草委员会大概召开了九次会议进行集中讨论，“每次会议有时是几天，有时是一个礼拜。”除此之外，草案还经过了中央高级干部讨论和较大规模的各界人士讨论，不断修改。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刘少奇作了宪法草案的报告。9月20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获得全票通过。“现场，全体代表起立鼓掌欢呼，会场外，鞭炮声四起，大家尽情庆祝欢呼。”话语间，许老仿佛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感慨地说，“印象中为了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许多父母都给那年出生的孩子起名叫‘宪法’，足以说明群众对这部宪法热爱。”

“八二宪法”：历时两年半，胜读十年书

1980年9月，面对国内新形势，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工作。

就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随着“文革”的结束和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招生，许崇德从江西农村重返母校讲台。蛰伏多年，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进入“井喷”期，《对我国宪法学发展的几点想法》、《论宪法规范的显明性——对我国1954年以来三部宪法的比较研究》、《论“序言”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等近二十篇较具影响力的文章相继发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许崇德再次被“点将”到“八二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而这次，他直接参与的是宪法条文的具体起草工作。

许崇德说，秘书处是1980年9月17日成立的，胡乔木任秘书长，还有七位副秘书长：他们是胡绳、吴冷西、张友渔、邢亦民、王汉斌、叶笃义、甘祠森。“秘书处的成员起初有我、王叔文、肖蔚云、孙立、李剑飞等，后来逐步扩大。”

“最开始的几个月，秘书处每个礼拜都要召开两三次会议，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天津厅。每次会后都出简报，一连发了三十多期。”许崇德回忆道。

我国“五四宪法”颁布之后，曾在1975年和1978年重新公布过两部宪法，因此，按照常规，“八二宪法”是应在“七八宪法”基础上进行修改，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崇德向记者介绍说，1975年宪法修改正值“文革”期间，通过的条文只有30条，很不完善；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七八宪法”，虽然有所进步，但仍未摆脱“文革”的影响，不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再三权衡，1980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彭真专门向中央打了个报告，提出这次修宪要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随即获得了中央的批准。

宪法面临的是一场“大修”，需要一条一条重新起草，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推倒重来，常常需要逐字逐句反复斟酌，数易其稿。“假日庭园寂，平楼卧室幽。逐行斟字句，对坐话喃啾。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许崇德曾写过的这一首小诗，记录了1981年的某个星期天晚上，他看到八十岁高龄的彭真在灯下修改宪法草稿的情景，而这也正是当年立法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紧张工作的真实写照。

许崇德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之间对条文往往有不同的见解，争议交锋不断，其中有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争议甚至持续了两三个月。但多数问题得到大家普遍认同，例如，“1982年宪法对‘五四宪法’体例作出调整，将‘公民的权利义务’单设专章，位置放在了‘国家机构’之前，同时增加条文明确提出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等。”许崇德评价称，这些都是其中极具重要意义的修改，是在充分吸取“文革”教训基础上作出的理性抉择。

1982年4月，修正后的宪法草案公布，进行全民大讨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民众参与宪法修改的热情依然高涨。令许崇德印象深刻的是，这次除了有地方统一汇总寄来的意见之外，还有许多民众单独寄来自己的意见。“我记得，江西省原省委书记杨尚奎提的意见，是亲自用毛笔写的，字体工工整整，而且篇幅很长。”“还有一名东北的工人王银祥，提了四条意见，因为草邢亦民同志手写的资料卡片案当时已经提交全国人大了，怕时间赶不上，就花了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往宪法修改委员会打了一份近二百字的电报阐述自己的建议。”

“八二宪法”在起草过程中还曾邀请各方面专家开了多次座谈会。“比如经济问题，就请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苏星、徐禾等几位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找哪方面的专家，要看重点解决什么问题。法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北京的、外地的都找过。费孝通、钱伟长也来参加过座谈。”

“在27个月的时间里，每个阶段，草案成熟一稿，我们就报给中央，其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八次；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两次。无论是下面的群众还是中央的领导都非常重视这次宪法的修改。”对于当年的这些回忆，无论是具体的人名，还是发生的年份、数字等种种细节，许老至今都记忆犹新。

在许崇德的心目中，1982年宪法正确总结了历史经验，并在一定意义上规划了未来，是一部开拓进取，实事求是的好宪法。“八二宪法”公布之后，顺应社会发展变化曾作出四次部分内容的修改，每次许老都会作为资深宪法学专家受邀参加座谈。2004年修宪时，许老与其他专家学者共同提出要将“人权”入宪，获得采纳。同时，他本人一直强调的，应规定国家主席对外进行国事活动的建议，也最终被宪法修正案吸纳体现。

采访中，当记者让许老谈谈对“八二宪法”的贡献时，他不愿多言，只是谦虚地说，“通过这次伟大实践，我接触到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情况和事物。虽然为时仅两年半，却受益至巨，若以‘胜读十年书’来比喻，恐怕还远不足以说明我收获的丰硕。”

港、澳基本法：洗雪百年民族之耻

许崇德被香港媒体称为“四大护法”之一，而这一美誉的由来，源于他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那段非凡的经历。

1985年4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随后，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公布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许崇德被任命为委员。

“当时感觉真是荣幸。”回忆起这段经历，许崇德说，“之所以觉得荣幸，不仅因为‘一国两制’史无前例，而且因我自幼学史，每读到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总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今日祖国强盛，使我得以站到收复香港、洗雪百年民族之耻的前沿，怎能不感动，兴奋不已呢？”

“一国两制”理论是我国所独创的一项政治制度，在国际上史无前例，加上基本法的制定事关国家主权尊严、“一国两制”理论精髓的落实、香港的平稳过渡以及未来的安定繁荣，意义重大。对于立法者而言，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

为此，许崇德认真刻苦研读和掌握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和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为了解和熟悉香港的实际情况，他同其他委员前往香港，深入工厂、港口、码头、学校、商店、医院、交易所、居民家庭等许多场所实地走访考察，与工商、航运、金融、法律、劳工、宗教、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座谈，了解历史和现实情况。

“起草委员会总共由59人组成。其中23人是香港委员。”许崇德对记者说，由于彼此成长生活的环境不同，受到不同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内地和香港委员之间的思维方式与看问题的角度有很大差距，要想达成统一意见绝非易事。从中央与香港关系的界定到行政长官的产生等“草案的每一条款以至每一个用词，都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甚至经过激烈争论的磨合，最后草案逐条由起草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起草历时五年之久。”许崇德至今说起来，仍为过程的细致和艰辛感慨不已。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最终获得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1990年2月17日，在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邓小平亲切地赞扬他们“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并说，“这部法律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回首这段往事，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许崇德动情地说，“小平讲话使我终生难忘。”

1990年4月4日，许崇德列席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目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高票通过。1996年1月26日，许崇德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同样的经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立法中上演。1988年9月，许崇德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于1993年3月完成了起草；1998年4月，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的零点，许崇德作为观礼团成员，分别参加了中英对港和中葡对澳的政权交接仪式，亲眼目睹英国、葡萄牙国旗黯然落地，中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又掀开了新的篇章，那一刻，许崇德不禁热泪盈眶。

近年，已经退休的许老仍然潜心学术研究，仍然每年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以传道授业为己任，仍然心系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2010年12月底，他作为法学届资深权威代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并作了“宪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发挥统帅作用”的重要发言。“这是立法工作的伟大胜利成果，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采访结束，许老语气中充满坚定，未来，法律体系还将随着社会的发展愈加完善，在法律执行上仍需更加努力。(记者 张维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