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上午，广州正在进行防空演习，屋外喇叭“呜呜”的响着警报声，心头不由一紧。这时，手机响起，常师兄低沉地告诉了我江老师不幸离去的消息。霎时，眼睛湿润了。

记得两个月前去北京看望先生，那是毕业后第一次过去，老人家很高兴，神采奕奕，畅谈古今。临别时，您还答应我会保重身体，相约明年再见的。熟料，这一别，竟成永诀……一直以来，先生对我就像家人一样，关爱有加，真的不忍与先生离别，脑海里不断的浮现着和先生在一起的时光，一幕又一幕，是那么的清晰。

先生是学界巨擎，著述和影响早已朝野皆知，尽管年事已高，但先生思想敏锐，时常被邀请去参与立法讨论。在一次民诉法修改讨论会上，先生重申我国的证明责任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那一套，包青天、海青天都会把案子查得清清楚楚，我们新中国的法官，也应该有使命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当事人。先生一席话振聋发聩，又正气凌然，获得满堂的掌声。会后，先生跟我们说，“葫芦僧判葫芦案”不仅损害当事人利益，更是对司法体制的伤害，多研究研究证明责任是很有用的，并对小崔在这方面的论文选题寄予了厚望。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的社会责任感来指导我们学习的。

我们在校的时候，先生都八十高龄了，但还坚持给我们博士生讲民诉法学的前沿问题。先生讲课时，准备的资料非常丰富，通常会分门别类、整整齐齐的贴在白纸上，遇到我们不解的问题时，也会从厚厚的材料中抽出剪报，从具体事例出发娓娓道来，四两拨千斤，让我们满载而归。而且，先生从不懈怠，时时更新课程内容，去年开过的同一门课，今年再开时，内容已完全不同，而且十分精彩，所以江老师上课，有时候我们专业三个年级的博士都会来听，可谓是人气很足的实力派教授。

先生古道热肠，一直被称为学界的大侠，对有困难的学生总会施以援手。2010年我的导师陈桂明老师身患重病之时，正值我们论文开题和写作的关键时期。我当时心里没底，先生很是着急，并没有门第之见，而是在开题报告后让小崔带我去家里长谈论文事宜，后来又多次对我的论文题目、结构和内容都给予了详尽的指导，尽心尽力，让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先生做这一切，不图名，不图利。我诚挚的感谢先生时，先生呵呵一笑，说：都是我们法学院的学生，用不着讲究这么多。真是大爱无痕！

这几天，我时时忆起：多少次，在先生家里，师母关心我的生活起居时，先生则在一旁乐呵呵看着我们，借机抽两口烟，满脸幸福。不管有多么的不舍，这样的幸福场景只能是永远的刻在我心里。恩师，千古！

弟子黄旭东泣上

2012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