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召棠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尤其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近六十年的发展历史，是与王召棠老师的名字分不开的。

非科班的法制史老师

王召棠老师是浙江东阳人，而东阳一地，山清水秀，自古以来文人荟萃，英才辈出，孕育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如北伐名将金佛庄、新闻先驱邵飘萍、科学泰斗严济慈、植物学家蔡希陶等。王老师成长在这一地区，自小就受到了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1947年21岁时考入了安徽大学法学院读书，当时的法学院院长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律史学家陈顾远。

王老师尽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以及1954年调到华政任教时，都是以外国法为自己的专业，1972年华政撤消合并到复旦以后，也是以讲授“法国政治”为主业，还担任复旦大学西欧研究室副主任。但1979年华政复校后，王老师则一直从事着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如果不是王老师在聊天时和我们说起上述这些事，我一直都以为王老师是科班出身的中国法制史老师。

由于上述专业上的原因(我是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王老师没有做过我的指导老师，也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但我和王老师认识却很早，这个机缘，就是我报考研究生时和王老师的两次谈话。

与王老师的“两次谈话”

1981年11月24日下午，经过华政原国际法系老师孙进丰的引见，我第一次拜访了王召棠老师。王老师的家在华政老校区东风楼的后边，一座老式的连排花园洋房里面，我印象中(已经过去了30年，印象也可能有误)门牌号码是34号甲，是底楼，面积不大，外面一间大约有十五平方米左右，里面还有一间。王老师有四个小孩，故显得很拥挤。但师母很会打理，还是为王老师留出了一方写作的空间，在当时环境下，给人以大知识分子的印象。

我去王老师家主要是讨教研究生面试(复试)应对的方法，以及了解华政招考研究生的政策。当时，我已经通过了笔试，这次赶回上海就是要参加一周以后进行的面试。虽然在事前我已经见过徐轶民老师，但王老师是教研室主任，故我认为他掌握的考研政策会更加全面一些。王老师话不多，但非常实在，每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层很明白的意思。虽然他不参加外法史的面试，也不知道外法史具体考哪些内容，但他还是关照我好好复习华政的外法史教材，特别是要好好复习英语，因为华政的外语教研室在陈忠诚老师的主政下，对考生特别严格。见过王老师之后，我虽然对面试的问题并不是很清楚，但自信心增加了不少。

面试结束后，我第二次拜访了王老师，这次是去教研室。当时好像是在东风楼的东侧，是二楼，现在国际法学院老师办公的地方。我一是询问面试的情况，二是向他道别，因为我马上要回北大(面临毕业了，学校的各种活动比较多，毕业论文也要赶着完成)。这一次王老师同样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他主要负责考中法史的学生，但听外法史的老师透露，我的专业面试成绩很高。外语面试(复试)的口语表述一般，但复试中的外语笔试成绩也很好，平均下来后估计问题不大。总体而言，教研室的老师们很看好我，录取应该没有问题，等通知吧，回北京后安心料理毕业事务就可以了。

王老师的这一席话，很朴实，很暖人，给我很大的信心，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众望所归任法律系主任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王老师所言，我以高分考入了华政，就读第一届研究生。在这期间，我和王老师接触不是很多，但孙进丰老师和王老师私交极好，他对王老师非常尊敬，经常在我面前讲起，王老师的讲课在华政是名列前茅的，话语平实，内涵丰富，史料扎实，堪称大家。有一次我去拜访当时的华政党委副书记吕书云，他不仅盛赞王老师的讲课水平非常高，是华政几位讲课最生动优秀的老师之一(当时他提到的讲课效果好的其他老师还有苏惠渔、陈鹏生、孙克强、强远淦等)，而且反复强调，王老师人品非常好，是个厚道人。

王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外法史的研究生授课，但他作为教研室主任，对我们的学业也很关心。我记得那是1983年4月9日，教研室开会，专门讨论我、高桐(外法史)和徐永康(中法史)三个人写的三篇论文，王老师谈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对我非常有启发:第一，写论文必须注意资料的积累，不能讲空话、套话，一定要有的放矢，用史料说话;第二，写论文一定不能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论述过的东西，一定要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

王老师不仅这样要求学生，而且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记得那是1982年，王老师和陈鹏生老师合作在《法学》(1982年第2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中国法系初探”一文，观点鲜明地提出“法系”不应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专用语，而应是整个法学领域中应该着重研究的一个课题。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法系，既不是英美法系，也不是大陆法系，而是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开始，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独创的社会主义法系。此文由于观点新颖，内涵丰富，功力深厚，故一发表就轰动了我国学术界，影响还波及到了日本。许多日本学者来访中国时，还专门提出要拜访王老师，交流对此问题的看法。同时，王老师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唐律疏议》的点校、注释和翻译工作。此外，王老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律学研究，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正是因为王老师教学、科研、人品都好，后来华政成立法律系(当时华政只有这么一个系，经济法、国际法等，都只是法律系里面的一个教研室)时，王老师众望所归地担任了法律系主任。之后，王老师又担任了华政的工会主席(这个职务也是为大家服务的)，其为人做事的品格都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

获得“华政功勋教授”称号

光阴似箭，一转眼王老师满70岁了。他反复表示，自己应该退了，不能再干了。1996年12月11日中午，我们教研室聚餐，欢送王召棠、徐轶民两位老师光荣退休(徐老师是离休)。那天场面很热闹，教研室的人几乎都到了，有陈鹏生老师，王立民、徐永康、丁凌华、赵元信、殷啸虎(当时殷老师已经调到宪法教研室工作，但因为是王老师指导的研究生，故友情参加。我记得，那天我和他是一起骑自行车去赴宴的)、周伟文、李秀清等(郝铁川老师是否参加我已记不太清，好像也参加了)，法律系的党总支书记刘正浩也参加了。

大家谈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平时话不多的王召棠老师，那天也很兴奋，说了许多话。大体意思是法律史的教学和科研都要有改革，体系上要改，内容上也要改。法律史的教学和科研一定要有创新。而这些工作，我们年龄大了，已经退休了，无法完成了，就要靠在座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他特别指着王立民、我、徐永康、李秀清，再次强调说，就靠你们了。

1999年9月18日，华政举行了复校20周年庆典，王召棠老师和徐轶民老师双双获得了“华政功勋教授”的荣誉称号。庆典上，我记得是由王立民向王老师献花的。那天，王老师也是非常兴奋和开心。之后，我也到王老师家里去看望过他几次。但由于平时杂事、琐事缠身，以及后来每年春节，对老领导、功勋教授我们都搞团拜会，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拜个早年，不再一个一个单独家访，故我就很少去王老师家里了。

对法制史的钟情与执著

王老师退休后，虽然我和王老师见面不多，但心是相连的。王老师最可贵的品质:厚道、朴实、善良，淡泊名利，甘当人梯，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他培养的学生，如王立民、殷啸虎、徐永康、程维荣、姜永琳、胡银康、杨心明、蒋集耀、李本森、金敏、顾俊杰等，目前都已经是我国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第一线的中青年骨干了。

在王老师的《王召棠法学文集》编辑出版之时，我写下如上这些琐碎小事，以表示我对老师的崇敬之情，祝老师身体健康，每天生活在快乐和幸福之中(王师母是一位非常温柔体贴、会照顾人的贤内助)。

2008年开始，我组织一批研究生，陆续采访了我国多位著名的法学家，其访谈录于2010年初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老师是第一批接受采访的法学家，其访谈收录在该书第一卷之中。王老师在访谈最后，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门学科，无论中外法制史都是很重要的学科，所谓法制史这门学科的存与废，那是无稽之谈。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或外国法制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内容、体系的组织都存在不少问题，这不是一两个专家所能解决的，应该有计划地专题讨论，尽快解决。”

王老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法制史的钟情和执著，尽显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