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请问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以法律为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高秦伟：我的本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的，但并不是法律专业，现在的学院已经改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了，当初我学习的时候叫档案学“行政信息”方向。这个方向的课程设计与行政管理学的课程比较接近，在本科时我学习到了《行政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课程，使我对于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较早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要选择以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作为自己专业的源起。对于法学学术研究的兴趣，应该讲也是与自己对于中国行政管理水平以及方式的思考有关，这种思考由简单地批判，逐渐演变为深入分析，由此也就慢慢地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是我最喜欢的北宋词人苏轼的词句，也常以他的为人适世之道来要求。对于法学学术研究，我想我也会像他一样，坚持自己的思路，坚持不为外界影响，潜心学术，真正将自己的兴趣与梦想结合起来，而不是为了别的。
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高秦伟：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读书学习，因此到目前为止，影响到我的学者与论文很多。学术研究方面，我觉得“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这是我从导
在行政法学学术研究的开始阶段，王名扬教授的“三部曲”为自己打开了学习外国行政法与比较行政法的钥匙；而导师杨建顺教授翻译的南博方《日本行政法》以及盐野宏的《行政法》更是让我的思考走向深处，了解到了规范法学的真谛。之后，我又从几篇介绍外国行政法的文章开始，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让自己切实感悟到了真实世界的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研究的方法。
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高秦伟：我近些年研究的着力点是接着自己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已经出版，《行政法规范解释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展开的，主要的研究思路是结合行政立法来研究政府政策形成的能力，研究的方法是规范解释的视角，但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如何提高政府规制的合法性与能动性。我撰写了《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科技政策、行政规则与司法审查》、《程序审与实体审》等文章，并在此基础之上申请了中国法学会的部级课题《行政规则与政府政策形成能力研究》，目前，我主要围绕中国行政立法的现状，阐述与分析行政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如风险社会之下专家如何参与行政立法，行政立法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如何架构等问题，希望能够借鉴国外的经验，为中国政府发挥规制能动性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然，自2005年开始执教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我也开始着手结合经济领域中的行政法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虽然没有相关的成果，但我想这对于自己的研究是有帮助的。因为，对于每一位行政法学研究者而言，必须要将抽象的总论与具体的各论协调起来，从真实世界中了解行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对此，与我同龄的许多青年学者已经开始深入到部门行政法的研究领域，我想这对于中国行政法学的深入发展将是有益的，我也期待着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逐步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
您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您认为最能代表您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是什么？
高秦伟：老实讲，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并不少，还没有想过要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只是想着能够沿袭着一定的脉落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这对于自己也是个“交待”。我确实发表了一些文章，真正满意或者能够引起导师表扬的文章并不多，内容也涉及到行政程序法、美国行政法、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诉讼等。但对于一些行政法传统的问题仍然思考不足，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加强。
我在《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回顾与反思》论文，考察了行政法学的方法论，并对目前新的发展进行了反思，这篇文章事实上是对自己学习与研究行政法学方法的一个总结。而在《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的《论社会保障行政中的正当程序》论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正当程序的内涵，并指出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应该结合部门实践进行探讨的思路。或许这两篇可以算是自己的代表作品，但就其思路与写作来看仍然不够深入与细致，希望以后自己能够结合更具体的个案，进行更深入与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您的研究风格是什么？这种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高秦伟：前面我说过了，我的本科并不是法学，但本科的专业为我学习行政法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让我能够了解行政实践的真实过程。正是这一点，让我在研究过程中，特别强调行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需要什么的法律制度。“面向行政”可以弥补传统行政法学仅仅关注司法审查的不足。
同时，本科专业侧重于信息管理，为我充分搜集文献也是益处多。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资料占有是关键，在这一方面，我想任何一位学术研究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的。如今，我每天都会在英文数据库上查找所关注课题的相关资料，有时筋疲力尽，但我也会很开心，因为这种严谨的作风可以让我充分了解相关课题的前沿资料，为中国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如何形成？我想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在于不断积累、不断思考。读博士期间，受到导师的影响特别大，他的“日本”式的科研作用让我知道学术研究不仅要有广博的视野，踏实的作风亦是不可或缺。
您认为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最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贡献？
高秦伟：就当前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领域而言，应该讲是极为广泛的，在此层面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者无法比拟的。因为中国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均面临着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课题。所谓现代化课题是指中国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要解决一些传统的问题，而后现代化课题是指中国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又要解决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如风险规制。因此，我的看法是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在这两个层面均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贡献，前提是认真研究每一项问题。
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
高秦伟：可以从我前面的回答看出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前一段时间我去宁波法院参加了一个法官与学者的对话，发现各说各话的情况极为严重，因此这也就坚持我的看法，即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术研究应该与法治实践结合，共同为促进中国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但同时，我也认为既然有专业上的分工，就应该注意学者自己的立场，应该与苏轼那样，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媚保守派也不媚改革派。
您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高秦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但就学术理想而言，如今像我们这样的青年，最大的希望当然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将某些先进制度转换为现实。我自己目前关注的行政立法与政策形成，其次关注的是信息公开，未来可能想对政府规制中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您的人生格言（座右铭）是什么？
高秦伟：我很喜欢苏轼，他所有的诗词我都会读。如果说人生格言的，可以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边云卷云舒。”这句话道出了苏东坡那种特有的人生，我也很喜欢这种意境，只有在这种平淡之中才能保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
在非学术著作中，您最喜欢读哪一本书？
高秦伟：小时候读过一本小说，叫《第二次握手》，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许是受了其中人物热爱学术研究的影响，我才走向今天的法学研究。当然，小时候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高秦伟：在高校执教也有四年了，也参观过国外的教学。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过于重视应用型的教育，但问题是实践总是很复杂的，变化也极快。这样会导致学生并没有形成法律思维，遇到具体问题仍然不会分析、难以解决。我想应该进一步探讨法学本科和研究生课题设计，如本科可否将学科分为基础理论学科与专业应用学科，前者在大一、大二开设，专业应用学科在大三开设，按照学生的兴趣来选修，侧重案例教学，这样既重视了基础理论的学习，也重视了专业应用的教育。
作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您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您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学术交流圈？在与同辈学人的学术交流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高秦伟：学术研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学术研究也需要交流与互动。因此，我会珍惜每次学术会议，尽量与参会学者进行充分交流，每年的行政法学会年会我都会参加。同辈的学者之间交流更是广泛，目前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圈子，这些人有的在北京，有的外地，有的甚至在国外访学，但我们会定期以各种方式交流学术研究的心得，在讨论中共同进步。
在同辈学人中，对我影响较大的人很多，诸如杨伟东、何海波、李洪雷、宋华琳、王天华、毕洪海、王贵松、于立深、马英娟、章志远、赵鹏、宋功德、苏苗罕、王锴等，与他们的交流中，无论是一对一的电话交流，还是会议上的交锋，或者沙龙上的争辩都会让我得到更多的新思路、新视角。
在学术之外，您有没有什么兴趣和爱好？
高秦伟：比较喜欢运动，自认为羽毛球打得还不错。经常会约着同事一起打，我们院现在有几个年青同事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一起打球，一起聊聊天，说说各自的专业，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还喜欢读一些小说之类的。
高秦伟：从好友那里了解到中国法学创新网以及讲坛，后来在网上查看了一下，认为与其他类似的网站相比，真是有“创新”之处。对于发展的建议，我想希望创新网能够切实关注现实问题，让真正有创新性的成果在这个平台得以充分展现，而非拘泥于职称或者职务。再次，我认为既然是信息部举办的网络，应该在法学信息整理上下功夫，比如在案例整理方面学习借鉴国外的作法，“创新”必然实现。
谢谢你们的采访，这种方式也是我们交流互动的好形式，希望你们的工作越做越好！